儿子遭迫害惨死　袁江母亲控告元凶江泽民

【圆明网】甘肃兰州退休小学教师任灿如女士，现年八十岁，她是法轮功学员袁江的母亲。袁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才子，因为坚定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生前遭到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

袁江

任灿如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向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儿子袁江被迫害致死。任灿如女士要求最高法院追究元凶江泽民刑事罪责。

以下是任灿如女士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袁江遭迫害的事实：

袁江在法轮功中受益

袁江，男，祖籍内蒙磴口县人，出生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从小身体不好，在高中二年级得了喉炎、心肌炎休学一年。复学后于八九年参加第六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甘肃赛区第五名，一九九零年毕业于西北师大附中，被推荐加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袁江虽然学业优秀，却一直体弱多病，在清华学习期间，身体依然很差，还染上了抽烟、酗酒的坏习惯。一九九三年当他得知法轮功师父亲自面授学习班时，他到大连聆听师父面授班后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他和很多学员一样，戒掉了烟酒，新旧病症一扫而光，整个人精神焕发真象脱胎换骨一样。他发现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是教人向善的正法大道，是超常的科学。于是他前后连续参加了五期师父的面授学习班。大法使他开智开慧、道德回升。在他学习之余，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将大法的美好告诉大家，使很多清华大学的有缘人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九九五年七月，袁江经过五年的学习，毕业后双向选择来到兰州电信局工作。在大法修炼中，他真诚善良，朴实敦厚，乐于助人，在同事中有口皆碑。由于工作能力强，业绩出众，在同事中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单位上很多人一有电脑技术上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有时打电话问袁江，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用的是传呼机，不管白天晚上，袁江只要听到呼叫就下楼走很远的路找到电话亭，细致耐心地一一予以回答，从不厌烦。九九年前半年兰州电信局成立了兰州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袁江任副经理、技术总监。

袁江回到兰州后，每天早上，都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晨炼。开始就他一个人，不长时间人逐渐多起来，在兰州市区已有上万人学炼法轮功。当时在各公园里、广场上都有炼法轮功的人群。每天清晨在金色的朝阳下，法轮功悠扬动听的音乐和优美舒缓的动作，已成了金城兰州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

作为袁江的母亲，我亲眼目睹了儿子身心的变化，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我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盂肾炎，曾做过两次手术，以前每年冬天都要发作，严重时还得住院治疗。当我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

袁江的父亲曾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中西药吃了无数，也没见好转。体质极差，经常处于感冒状态，大夏天戴着帽子，一年四季不敢吃一口凉东西。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变化与前判若两人。

袁江遭受迫害事实

大家沐浴在慈悲的佛光幸福中，人们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在不断改变，道德在逐渐升华中。可是，九九年晴天霹雳，江泽民邪恶集团出于妒嫉，于七月二十日把全国所有市县的法轮功辅导站人员统一绑架，当时兰州和袁江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六位法轮功学员。袁江的住所被抄了个底朝天。袁江被绑架后先被秘密关在兰州电信局的鸿雁山庄后又押送到兰州人民饭店的一个包层里，一人一个房间，被多人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看守。几个月之内不给家人通知更不让见面。在被非法监禁连续洗脑迫害了半年多，于二零零零年元月下旬才被保释出来。以后每周还要去警察一处汇报一次，持续了半年多。

回到单位上班后，其他员工单位都给安排住处，唯独袁江不给安排住所，只得在办公室搭床，每天晚上搭上白天上班前拆掉。

二零零一年一月间，袁江单位“610办公室”及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26处）停止了袁江的工作。并密谋送他到洗脑班（专门迫害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场所）。在此情况下袁江被迫流离失所，并遭全国非法通缉。此后单位及警察派人到北京、广州等地查找袁江的下落，甚至连袁江父亲老家内蒙及其住在山沟里的堂姐家也没放过。此时的袁江没用自己一流的电子技术去谋职挣钱，而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辗转外地，和大家一起理性地抵制迫害，坚定正念，坚守正义。

袁江的爸爸和我曾去北京证实大法的美好，回来后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曾在兰州安宁警察分局关押九天。袁江出走后，只有他的爸爸一人在家。学校怕他再上北京，还经常派人看着并要给他在专家楼开房去住或要派人来家陪住，袁江爸言称“我又没犯法，不能这样对待我”，抵制他们。在此期间警察经常来人以打听袁江的下落为名骚扰家人。

我因上北京为大法讨还公道为师父讨回清白，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兰州，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安宁分局十四天后又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前后共被非法关押155天，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回家后才确知儿子离家已几个月了。

袁江流离失所在外，我们做父母的时时担忧儿子的安危，一直在打听袁江的下落。直到二零零一年八月中才得知袁江于八月八日（或九日），在甘肃敦煌的一辆班车上，警察开始查验身份证。流离在外半年多的袁江没有身份证，警察仔细辨认对照那些被全国通缉的法轮功学员中发现了袁江，立即将其绑架。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后，袁江被送到兰州寺儿沟看守所关押成为兰州警察的“大案、要案”，警察从没给家人通知。我们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开始去寺儿沟看守所，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承认袁江在那里关押。我又跑到西果园看守所也没找到人，就又回到寺儿沟看守所，微机房的工作人员才查到了袁江被非法关在四队。这期间已是十月中旬。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的王继续主管袁江的事。我对看守所的人说：“天冷了，你们穿的是厚厚的羊毛衫。袁江还穿的是单衣服，我要给他送衣服。”该人说他打电话问问看行不行，电话那边好像有人问是谁，此人说像是他母亲。那人才同意给袁江送衣服了。我们曾前后去过寺儿沟看守所三、四次，送过衣物送过饭。但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本人。

十月二十日左右，我得知袁江被送到了鸿雁山庄，去兰州电信局办公室给袁江送衣服和食物，其办公室主任史明说：“关了之后连个话都不说，再别送吃的了。”我知道袁江在绝食反迫害。

酷刑演示：半蹲反铐背挂（就是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在鸿雁山庄的日子里，袁江受尽了折磨。据说警察给袁江上的手铐和脚镣固定成大字形，逼迫袁江承认他是西北五省的总负责人。袁江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后又将袁江的双手用手铐固定在暖气管上，使其蹲不下站不起，遭受的那种酷刑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直到十月三十日凌晨，袁江趁别人熟睡时脱去了手铐，走过了关他的几道房门，来到院中，看似不高的院墙纵身一跳，他没想到山中的围墙都是里面看着低矮而外边却高深。当他跳下去后小腿部就骨折了，无法行走，就连爬带蹭的到了一个土山窑里。严重的外伤和内伤及多日的绝食反迫害使他难以支撑，陷入昏迷。有时听到路上有走路声说话声，远处传来警笛的鸣叫声。

袁江从鸿雁山庄出走后，市公安局的路志斌第一时间赶到我家，不说明来意只是到处查看，袁江的父亲问袁江最近情况怎么样时，来人只是打岔不做任何回答。当这些人离去后，我出去买菜，我家的楼下警车把守，我出去买菜时从车里跳下警察都要问干什么去，还要交代不能走远赶快回来。据说当天进出兰州市的交通要道、所有路口都站满了岗哨，所有车辆只能进不能出。还有警察奉命在市区内的大小宾馆旅社翻找了一遍，却无果。

袁江在土山洞，整整待了三天四夜。饿了黑夜里摸爬到农民地里拔萝卜充饥。大陆西北的秋末，早晚已经很冷了，有的地方甚至结冰。此时的袁江瘦骨嶙峋、只穿着单衣，饥寒交迫，疼痛难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到第四天的凌晨，即十一月三日洞外已安静听不到任何声音。袁江以惊人的毅力爬出了山洞，捡了一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上了公路，遇到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了西固区法轮功学员王志君家。王志君一开门吓了一跳。只见来人蓬头垢面，全身是土。王志君辨认出是袁江后，下楼给司机付了车费回来照顾袁江的生活。

袁江在王志君家待了一天，又辗转了几天后于十一月七日晚来到了法轮功学员于进芳的女儿家，当时袁江受伤的腿肿的又粗又硬。大家也想把袁江送到医院救治，但又不愿让其再落入警察之手。到十一月八日下午袁江腿部突然消肿，九日凌晨一点时头一歪睡去。在场的人以为他瞌睡了，不愿惊动他就离开袁江所在房间。早晨才发现袁江离大家而去了，年仅二十九岁的袁江再也没回来。

十一月八日晚九点多，我们从火车站接回我的三女儿，九日凌晨有同修打电话来，我以为是女婿打的电话，我没管，女儿也没接到，又一次打来的电话我一接同修让我去一趟。我知道肯定有事。当我见到同修时，我一看同修那满脸严肃凝重的表情，我想可能出事了。当同修把我带入袁江睡的房间，我几乎要晕过去，但我强打精神没有倒下。这哪里是我日夜思念的儿子呀！只见袁江皮包骨，瘦得几乎脱了相。这时的袁江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此时此刻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心如刀绞的悲痛，用手将儿子微睁的双目按住闭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他微发硬的手，再看看儿子的腿，我几乎昏过去。袁江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块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呀！怎么会成这样呢？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儿呀！这难道就是江魔所鼓吹的“人权最好时期”一个善良生命的结局吗？这究竟为了什么？袁江不就是为坚持自己崇高的信仰，为坚持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好人吗？被江氏邪恶犯罪集团及其帮凶们竟迫害得这么惨！ 当时在场的人都目睹了袁江被迫害的惨状。

我强忍着剧痛回到家中，我将这噩耗告诉了袁江的父亲，其父一下受不了了，那真是悲痛欲绝。袁江的三姐前一天晚上刚从海外回来，姐弟情深，我们不想让女儿遭受这生离死别的打击。回家后，我们强打精神，强忍着犹如万箭穿心的痛楚，暂时瞒过了女儿，没敢告诉其实情。

为不想让警察以查找袁江的下落为由没完没了的骚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我第一时间给袁江的单位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袁江所在位置。随后单位和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人一起将袁江的遗体抬走了，我曾给袁江送去的羊毛衫、外套袁江至死都没有穿上，儿子身上穿的仍是一条单裤两件单薄的上衣。

兰州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抬走袁江遗体的当天，他们把我和袁江的父亲拉到师大专家楼，逼问怎么知道袁江出事的？警察一处的路志斌硬逼我写下不同意解剖遗体的文字，但据悉，警察还是背着我们家人将袁江的遗体解剖。直到第二天天亮了才让我们回到了家。

从那以后我们出门经常被跟踪、监视。我大女儿到国外，至今长达二十多年，女儿曾多次邀请我们出国探亲，但因我们修炼法轮功不予办理手续，被无理剥夺出国探亲权。从二零零一年三月开始，凡师大退休职工每月校内生活补贴由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五十元增到二百三十元又增到六百元直到现在增加到九百元，我们从未领取分文，经济上受到如此邪恶的迫害。

袁江出事后的第二天，上午家里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自称是袁江爸的学生，自言之他家的老婆也是炼法轮功的，他本人是记者，让我把袁江的事告诉他给上明慧网。我说明慧网上不去，你别费那心了。袁江的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却不认识。这时我才确定他真是来探听消息的特务。下午兰州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李副经理来了，我从猫眼看到了就开了门。这位经理一进门，后面一下子涌进来四、五个穿着统一服装的人，不知要干什么。

下午快六点了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路志斌带着刑警队队长到我家来。晚上市局一处的刑警队长带着一帮人，警察扛着录像机妄图给我们录像，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袁江出事后是怎么知道的？等一些情况并做笔录。其间警察又指派了几拨不明身份的有男、有女等人指认我和袁江的父亲。

在袁江的遗体火化那天警察一处的王继续仍然领着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火葬场路边站着让这些人指认我。事后警察专门派人去兰州寺儿沟看守所到袁江待过的号室说：袁江没在这里关过。言下之意谁也不能承认袁江曾在这里关过。

后来袁江的三姐出国，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弟弟被迫害致死时，一下惊呆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那种难言的痛持续到了今天。

袁江的爸爸视袁江为自己的“最爱”，是其的精神支柱。从儿子去世后，不愿和人接触，沉默寡言，有时独自在家放声痛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二零一一年一月在床上躺了两天后于二十六日离世。去世前什么话都没有给家人留下，就静静的走了。我现今已八十岁了，儿子离开的十四年里硬支撑着这个家。有很多熟人见到我之后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坚强，那么大的事出了，你竟然象没事一样。”我说：“不是我坚强，因为我有师父，我有大法。要不的话，几个我都没有了。”

袁江被迫害离世后，为了继续迫害救助过袁江的人，市局一处警察可谓煞费苦心，在兰州市开始大搜捕，凡是参与救助过袁江的几位法轮功学员都相继被绑架，甚至连不修炼的于进芳的女儿、女婿也未能幸免。市局一处警察对其家属们挑拨离间地谎称：“死者家属不告我们才不管呢！”市局一处又伙同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将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以“窝藏罪”非法判刑：对于进芳、夏付英夫妇俩各判五年、三年，王志君被判五年，文世学被判八年半。于进芳不炼功的女儿、女婿也被抓去刑讯，因让袁江住了两天，房子也被警察非法查封了半年多。于进芳结束五年冤狱后，回家一直呕吐不能吃东西，不到十天就离世了。

袁江只因按照真善忍做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坚持自己崇高的信仰却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后悲惨离世， 这在中国大陆仅是冰山一角。这十多年来千家万户古今中外驰名的奇冤大案，桩桩悲剧，件件命案，都是由当年的党魁江泽民造成的。江魔是元凶，是首恶。它一意孤行，以权代法，迫害好人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其恶魔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它犯下了滔天大罪。

十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江魔绑架了全中国的民众，毒害了全人类，造成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耻辱，现在该到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将其首恶绳之以法，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必须让其承担所有责任，偿还欠下的血债。并以此唤醒受其谎言欺骗的人们的善念。

在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十多年中，其业内人员还有一些良知尚存的，当初也是受其胁迫无奈中做了一些违心的错事，如今到了新旧纪元交替之际，也是到了人生命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每个人都要做出明确的选择。望所有人都要清醒， 远离灾祸，弃恶从善，选择光明、选择善良、选择正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