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家中只剩下九十岁的姥姥……

【圆明网】河北张家口蔚县法轮功学员吕文君与父母、姐弟五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一九九九年七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吕文君和她的亲人多次被绑架、关押，轮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进进出出”，有一年，全家四人被绑架，一人被迫离家，只剩下九十岁的姥姥孤零零一人在家……

现年四十九岁的吕文君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吕文君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部份事实：

我从小体弱多病加上婚后生活拮据，和丈夫及婆家怄气，由原来经常感冒等病症又添新病，胸口有个大气团串上传下，睡觉被子不能挨脖子，生气时咽喉疼痛憋气，那时自认为迟早的得喉癌死掉，因无钱看病就扛着。

一九九六年秋季我幸运的得法，走进大法修炼，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加上祥和舒缓的五套功法，修炼不久大法师父多次为我清理身体，身体上的病症消失了，如：感冒、流鼻血、咽喉疼、还有那个大气团等不翼而飞，家庭和睦，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严格要求自己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人生从此开启了新的一页。

为真话遭北京警察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和姐姐到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天安门城楼在灰朦中隐隐在望之时，突然一伙便衣冲上来盘问，并将我俩连扯带拖的拉上地铁，绑架到西单地铁公安分局，在被拘禁的这一天一夜多的时间里，遭受到警察的野蛮搜身、强行戴手铐、滚手印、照相，没收了我的法轮章和一条还未展示的条幅。在非法讯问中，出于不连累当地政府和亲人，我始终不报姓名住址，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除了被脱光衣服搜身外，他们一直把我铐在椅子上，期间没人提供水和食物。晚上，一姓何警察用厚纸卷成筒一下一下的打我头部。大约十点左右突然我身体抽搐，面部麻痹，手脚不能控制，说不来话。警察趁机抓起我的头发强行照了相，将我送入可能是急救中心吧，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苏醒过来时，我躺在一张床上，两边一边一个警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像怕我跑了似的。我还听到旁边有人低声哭泣，好像是亲人死了。后来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让我报姓名，我不报，僵持了好一会，我实在憋不行了（因为一天多了没上过厕所），迫不得已 我编了一个假名，由一个男警察搀扶着才入厕小便，因下蹲困难，还把尿液溅到这名警察的皮鞋上。这次“抢救”花掉了我进京带的全部钱，还花掉姐姐一百多，共计大约二到三百余元。我看到一个长长的单子上打印着“无名氏，呓症”。回到黑窝（西单公安分局）后，一邢性男警和一女警又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唠家常式的诱供，想得到我的姓名和住址，我仍然没说。

第二天早上，蔚县西合营派出所驻京办警察方大力来到我关的屋子，看到我后他就走了。后来听说我们当地政府来人接我（据说警察从我们带的干粮口袋的地址查到的：有“古城街A段”字样）。在好长时间的交涉中（那时北京警察和法轮功学员所在地要钱）。大约近中午时，我和姐姐被各自地方劫持，走出地铁出口时，看到有西单字样的牌匾。

看守所长叫嚣：吐血没事，休克正常

当晚到了蔚县蔚州镇政府办公室，在这里受到了警察的下流侮辱，蔚县公安局政保科负责人王永利在一张行政拘留的单子上要我签名。在北京一天一夜多的非法拘禁中，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身心也遭到了摧残，我们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造成伤害，更没有一丝丝过激行为，只因为我们没有带身份证，身上有一条没有展示过的大法条幅。所以我拒绝在刑拘单子上签字，王永利在单子上写的“拒绝签字”。随后我被蔚县政保科（主管迫害法轮功）非法投入蔚县看守所。

大约十二、三平米的房子里，一张通铺占去了多半地方，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进行，没有一丝新鲜空气，最初关押着五个人，后来两个女号合并，最多时十一、二个人。取暖的炉子，没有捅煤灰的火钳之类的工具，我们只好用方便面袋卷成棒沾上水从炉底捅进去，塑料棒烧着了赶紧拿出来，用脚熄灭火再沾水在漏煤灰。吃的是小米粥、窝头、咸菜、白水煮土豆，土豆皮上海残留着黑黑的泥斑，偶尔有荤腥漂在水面上，那是看守所干事吃剩的。每天被牢房门打开的哐当声惊得心脏加速。

为了抗议非法关押，背“监规”，抗议非法超期羁押，我们一次次绝食绝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却遭到非人的灌食迫害。

第一次野蛮灌食

刚进看守所大约七天后，在警察认为人绝食绝水的承受期限是七天后，他们对我和姐姐进行野蛮灌食。我们当时在床上静坐，突然牢门哐当一声打开，冲上来的干事将坐在床边的我两手扭向身后戴上手铐，像提小鸡一样将我提出牢房，穿过走廊，摔在伙房门前冰凉的水泥地面上，仰面朝天，背铐着的双手触碰着冰冷的地面，然后所长、干事等人围着我按头的，按左右手的，捏鼻子的，按双脚的，在并拢的两膝盖上放上马扎子，一个人坐在上面，一个人坐在上面，肚子上啪摔了一件大皮袄，紧接着嘴上被放了一个取了底的纯净水瓶，瓶嘴上插上漏斗，有人将粘稠的玉米面糊糊灌在瓶子里，开始鼻子被捏的不能呼吸，嘴巴只好张开，当糊糊倒进瓶里时，我没有配合他们灌食，所以紧紧闭住了嘴巴，很快我就窒息的受不了，张开嘴想呼吸的瞬间，瓶身那么高紧挨着嘴的糊糊就咕咚咕咚灌进了胃里，我身体挣扎着，那种痛苦的滋味足以置人于死地，灌食后我被关进了牢房，被胃液稀释了的糊糊很快呕吐出来，别人看到呕吐出来的还带了血丝。

那天姐姐被灌的休克过去，直到好长时间，在我们大家的担忧中，姐姐被抬回扔在床上，一会所长带人进来查看，别的女犯反映说：姐姐被灌的休克，妹妹被灌的吐血。所长说：吐血没事、休克正常。可是一晚上值班的干事轮换着来到窗前，推开窗扇问值班的犯人：“看看她俩活着没有”或“摸摸她俩有气没有”。后来听说那晚救护车就停在看守所院里。

第二次野蛮灌食

这次灌食的前天，他们做一番工作，派他们的家属入所劝我们吃饭，当局长夫人劝我时，我说姨你帮我告诉局长，我们做好人没错，我们不是不吃饭，而是不吃牢饭，要吃我家的饭，放我们回家吧。局长夫人说：你要是打人，偷抢什么的，姨可以帮你说情，这个不行。可见江泽民编造的欺世谎言对世人的毒害之深都使人丧失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深夜又给我们量了血压，那时我的血压已不正常，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的灌食迫害

第二天警察办公室的门前放了一张床，我们叫它“死人床”，因为它是用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我被干事放在“死人床”上，然后被呈大字型躺在床上，伸开的手和脚及屁股的位置下有个洞，由生了锈的铁扣和螺丝把我的手脚固定住，依然是去了底的纯净水瓶插上漏斗稳在嘴上灌。

近两个月的非法超期关押，不仅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更使我从精神到肉体上遭受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因做好人而承受着不该承受的一切磨难。近两个月牢狱的苦难日子让我及我的家人亲朋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才七、八岁的女儿在失去妈妈的日子被寄宿在三叔家，奶奶受谎言蒙蔽还要对年幼的女儿说：你的妈妈是个坏妈妈。

在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我带着女儿第一时间去看望受惊吓的公婆，公公一顿盘问，听说我没有转化，让婆婆锁了街门，气势汹汹的要给“六一零”打电话，让他们继续转化我。丈夫在家等不见我和女儿回去，就硬着头皮来到公婆家，顶撞了他父亲几句，哭着把我和女儿拉出来，他父亲见丈夫护着我，气的就说和丈夫断绝关系，后来丈夫好多天不敢回他父母家。

全家五人被迫害　家中只剩九旬姥姥

二零零二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带女儿回娘家，刚住了两日的一个晚上九点左右，蔚县公安局政保科王永利为首的一伙人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我绑架关到县洗脑班（他们开的普通小车到我母亲家，绑架我到西合营镇政府院换的警车回县城）。大概关了一夜一天后，在没有执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我和姐姐及其她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往保定高阳劳教所。一路颠簸，我晕车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到了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拒收，他们又将我带回，非法投入蔚县法制教育基地，江泽民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又一黑窝--洗脑班。在洗脑班非法关押一个月。遭到如上所诉灌食一次，被逼迫写“五书”，被放时被勒索走一千七百六十元所谓的住宿费、帮教费、饭费、洗刷用具等费用。

二零零二年是我家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一年，姐姐、弟弟被非法投入高阳劳教所和邯郸劳教所，我被投入蔚县洗脑班，入冬时，父亲被蔚县西合营镇“六一零”非法关押张家口市洗脑班一个月。父亲被抓走后，母亲被迫流离失所好几个月，家中只剩下九十岁的姥姥一人。

十六年来，我一家三口承受着江泽民制造的这场迫害所带来的一切不幸，生活变得艰难。丈夫由于害怕我再次被迫害，至今不敢出远门打工，我如出门回家稍晚点，他就担惊受怕，就会对我发脾气，说难听话。因我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和洗脑班，九岁的女儿被迫失去妈妈的陪伴达三月之久，在惊恐不安中和家人的弃视中度过。

十六年来，我家被关洗脑班两人次，被非法劳教两人次，被关押看守所四人次，被关押西合营镇“六一零”黑窝四人次，被关西合营镇西合村村委会三人次；弟弟被电棍电过，弟媳被迫和弟弟离婚；姐姐被迫害致做开颅手术花了一万多，姐夫病情被耽搁至今吃药不断、生活艰难，家庭几次处于破裂的边缘。年幼的小外甥女曾两次被迫送到外省姑姑家和陌生人家看护。

这场迫害，不仅使法轮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使法轮功学员惨遭身心虐杀，还通过威逼利诱中国民众参与到这场迫害中，使人陷于不义，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良知，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速下滑。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挽救世人，江泽民必须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大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