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魏秀英，辽宁省锦州市金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早晨五点多钟，来了几辆警车和二十几个警察把我家团团围住，然后砸门，再用撬棍撬破门锁。六点钟，三个警察闯进屋把我按住，铐上手铐，用抹布堵上我的嘴，又有三个警察进屋把我二十岁的小女儿赵冰从被窝里拽出来，铐上手铐。警察把我连踢带打从楼上拖到楼下，押上警车。又把我丈夫、大女儿、小女儿都铐上手铐，押入凌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进行隔离审讯。当时有上千人目睹整个经过。
国保大队刘曾如为首的四个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他们用低级下流的语言侮辱大法和师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讲真相他们不听，我只好使劲喊了。一个膀大腰圆的男警猛的一脚踢向我心口，当时我就吐了三口血，心口疼的受不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踢我？他说：我还要打你！他用装满矿泉水的瓶子猛打我头和脸，还用开水往我身上浇，越打越狠。别的警察都看不过去了，把他拉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到半夜了，一女警拿来一碗康师傅大碗面，说是我姑爷送的。我吃第一口就觉得不是味，倒了。这女警从我兜里翻出四十五元钱装进她自己兜里了。小女儿赵冰饿了一天，就把一大碗康师傅面都吃了。我丈夫说他们给的茶有怪味。后来我在看守所经常昏迷，而小女儿的状态一天比一天不正常，我怀疑面里被他们动了手脚，可能下了药。
国保警察张国文、张爱东强行把我拉到中医院，说是检查身体，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到中医院我还继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又把我拉到看守所。女警王立君来了，问了声“谁叫魏秀英”后，就把我拽过去就扇了几个大嘴巴，还说：从今天开始，你得听我的。我说：就不听你的。她们让我穿狱衣，我不穿，逼我坐板，我发正念，国保大队和检察院来人让我签字、按手印，我就是不配合。
一天，国保大队的刘曾如带来几个人拿着照像机，准备让我在他们写好的“转化书”上按手印、签字，我就是不做。刘曾如和狱警赵敬国等五人上来就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衣服都拽掉了，拖鞋甩出去很远。我喊“师父救我”，他们才放手，从此再也不找我了。
在看守所里，我心疼、吐血、抽风、呕吐、神志不清。狱警找狱医给我打上氧气，送到凌海市医院住院。她们按着我给我打针，针打上就觉得难受，不知用的是什么药。我告诉王立君：我快死了，把针拔掉！她就是按着我不让我动。我告诉王立君：我有个好歹你也跑不了。她听了才叫人把针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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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
我的身体越来越坏，看守所先后把我送到凌海市市医院、大凌河医院、凌海市中医院、锦州市市院、锦州二医院从头检查，结果都是高血压、心脏病、低钾，他们怕出现生命危险，就让我在医院住着。警察告诉我，为了看我这一个法轮功老太太，凌海警力都不够用了。
最后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家人叫了车在看守所门口等着，就差给我送出来了，这时公安局局长王景山开车到看守所，对所长说：不能放人！
凌海看守所准备关闭女监，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把女性在押人员都送到锦州看守所。锦州看守所所长一看，说什么也不收我和同修朱宝娟。凌海看守所狱警只好把我们拉回，又开了一个女监号，用三个犯人监控我们。我的身体更不好，也起不来了，整天就是抽风，吃什么吐什么。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被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四个警察突然闯进监号，用一床棉被把我抬走，偷偷用车把我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直接到“狱中之狱”的八大队。八大队队长一看也不收我。我在地上躺了半天，快晚上了，这时我连话都不能说了，狱政来了几个警察，扛着录像机，给我从头到脚录了像，接着把我送到十一大队老残队。
家里人找不到我都急疯了，队长张霞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当时就火了。张霞说：我们也不愿收，是你们公安局走后门花钱才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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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
那时的我整天昏睡，神志不清，不能说话。警察怕我死了，白天黑夜派犯人看着，上厕所、洗漱都用车拉着我。为了转化我，狱警先是叫来犯人刘伟实、何馨秋夹控我，我的头抬不起来，刘伟实经常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之后又换了几个人，也没起作用。马上就要过新年了，队长张霞急了，最后把杀人犯中的最邪恶、最残暴、最狠毒的大流氓祁月、崔荣华和诈骗犯马立英找来“转化”我。这三个人不让我睡觉，用车轮战术，我一闭眼就扇嘴巴，我说我胸疼，他们就专往我胸口踢，往小便上踢，我被打得神志不清，她们在我昏迷中，拽着我的手在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按手印。这时我精神起来，上前抢，没抢回来。
我要反迫害，揭露监狱对我的迫害。趁打手们累了、睡着之际，我找了一块白布，写了一份“血书”、几份“天作证”的声明，声明强迫我按手印的保证书全部作废。我把血书交给专门负责迫害的科长丛卓，几份“天作证”交给了一年一换的新来的队长。我想她们肯定得迫害我，我准备好了，大不了一死。可是几天了，科长、队长谁也没找我。后来听说，“血书”交上去后，科长丛卓当时吓得动不了了。
后来，她们又开始叫我写“三书”、“五书”，又逼我坐在水泥板上。犯人祁月、崔荣华、马立英这次用软着，我不吃这套。她们又开始轮着打我，我闭眼就一个嘴巴，拳打脚踢，祁月一脚就把我的牙踢掉一颗，她一边拳打脚踢一边骂，骑在我身上继续打，我已经不能动了，嘴角流着血。崔荣华看我快不行了，才把祁月拉开。不知多久，我才睁开眼睛，她们恶狠狠的问我写不写“三书”，我说：“就是不写！死了也不写！昨天你们强迫我，我不能再上当。”祁月、崔荣华说：我们给你跪下了，求求姨，婆婆你写吧，我们好早日回家。我用微弱的声音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让我往哪‘转化’呀，你们别无知的犯罪。”祁月跳起来说：别跟我说这些，我是大流氓、大破鞋头子、杀人犯，我是专门来治你们的。崔荣华一看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再逼就出人命了，就气急败坏的说：魏秀英你赢了，你胜了，我们败了。她跟祁月说再想办法。
我跟她们无冤无仇，质问她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祁月说：政府告诉我们的，对法轮功“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我终于明白了。
二零一零年过年了，犯人告诉我，队长张霞当上什么模范了，犯人祁月、崔荣华、马立英都减刑了，崔荣华出狱了，我知道她们给我作了假转化。
从此我的日子更不好过，我早已生活不能自理了。每顿一个人两个馒头，祁月只给我一个半或一个，两个人一天一壶水，她半个月给我倒一杯，祁月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以后再打我，我就对走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狱里的厕所、双号室都没有摄像头，祁月想起来就把我弄到那里打一顿，有时把监室的门窗玻璃用纸糊上，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犯人都吓跑了。犯人都气不过，叫我找队长，我找张霞，她每次都骂我，看着我满嘴流血也假装没看见。祁月是在张霞和丛卓的授意下才敢疯狂的打我，她还气势汹汹的说：我打的法轮（法轮功学员）多了，你知道鞍山有个叫楼兰，我把她打到桌子底下都不罢休。
二零一零年七月，犯人祁月和余素娥包夹我，一天她俩打起来了，祁月把余素娥打倒在地，弄到医院检查，余素娥腰骨折。祁月被送进小号。我才算摆脱她的长期迫害。
包夹又换了陈小利，她怂恿这一室犯人天天上队长吕东梅那告状，说我不干活。十一天后，吕东梅让犯人把我架到办公室，说：监狱里没有白养吃饱的，连饭钱你都挣不来，老残队哪个没有病，哪个她敢不干活，就你不干活。吕东梅逼着我干活，一连几天来监室，最后我说：我的身体被迫害这样我不能干活，你上狱政那把我们来狱里时给我的录像要来看一看吧。从此她再也不找我干活了。
在监狱五年，狱方给我换了十九个犯人包夹。五年时间，我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整点发正念、背法，背《洪吟》、《洪吟二》、《论语》，还有几篇经文，《转法轮》目录，一天保证得背十遍以上。在监狱没有法和师父的加持真的是很难熬的。我时时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用善念对待身边的犯人，五年时间里，每个星期天我没休息过，犯人把她们缝补的活都让我给缝，连科长、队长都拿来让我缝，她们都很满意，借机会我就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后来我可以拄着拐在走廊里走动，五年里我劝退213人，整个一层楼没落下一个人。
二零一四年一月份，家人来看我时从狱警处得知，迫害我的三人个人都已遭到报应：二零一二年余素娥得骨癌死亡，二零一三年陈小利突发心脏病高血压死了，祁月也得了宫颈癌、肝癌，活不几天了。
二零一三年，我背法背到《师徒恩》。我就求师父：弟子不在这里承受了，我要回家。很快，狱方就给我办保外就医。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我出狱回家，才得知小女儿当年被绑架惊吓过度，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言行不能自控，时时需要看护。
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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