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1年之间，在中国每年有15,000人因为被声称的犯罪而被处死。这一数字是相当吓人的，比西方估计的中国每年的司法大屠杀最高数字还超过四倍，也比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还高。信息来源于「第四代」这本书，一份中国高层官员的记述，由中共内部人员所写，将在下个月以笔名宗海仁在纽约出版。如果他所描述的去年的数字是正确的，就说明了中国占有超过全世界95%的死刑犯。
中国广泛地依赖死刑反映出政权已经失去统治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经由暴力（特别是阶级斗争）取得权力并且也用相同的方法维持权力。它还没有从革命角色转换成治理角色。这个党一直地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进而使用镇压手段 - 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法轮功（精神团体）的镇压 - 生成全国性的怨恨和离心。中国共产党似乎不愿意也不能够以一个平静和正常建设性的现代化政府治理一个快速变迁的国家。
此外，死刑周期性因高层的命令而增加。一个人随时可因政权需要而被处死。例如，北京在十六大之前因政治运动需要--死刑就遽增。
为什么全世界沉默地袖手旁观？一个常见的空洞藉口是中国人民支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犯罪。当然，大多数人可能都错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宪政民主国家需要全面地检查这个暴政政权。而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这种政策也是令人怀疑的。
只站在多数主义者的立场去争辩本身就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民从来不曾生活在能够自由公开地辩论有益公共政策的社会。自古以来，他们就生活在独裁制度之下，被以维持政治稳定及社会安定为藉口的自私及霸道的言论恫吓。北京以「国家利益至上」这种怪异的功利考量，透过高压的人口控制、违反基本人权以及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差距，散播一种削减个人生命价值的意识型态。
在中国内部，由南昌李云龙领导的一个发展中的小律师团体，正在游说限制或废除死刑。他们认为现在的犯罪法规太严苛了，包含68项死刑罪名，其中有28项是非暴力的，尤其是考虑到上诉制度不健全。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体系的松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艰难的奋斗。这是需要国际社会介入的。
对于当前中国的司法大屠杀漠不关心是可怕的。全世界人们都分别面对不同程度的司法待遇，而在中国呈现的是最恶劣的一面。废除死刑团体在美国对于死刑犯投入大量资源 - 去年只有66人被执行 - 几乎是中国数量的零头。欧盟维持死刑禁令成为会员国必须先具备的条件，也直接关注美国的现况 - 而只有前任香港港督及现任欧盟外事部长克莱思・帕腾（Chris Patten）单独呼吁关注中国情况。同样地国际大赦组织关注的对象也有同样的偏颇，他们的反死刑网站对于中国相关现况明显地轻忽。
不只是西方人，华人民族同样也有这种‘只看一边’的徵候群，以香港为例，坐看着每年数以千计的同胞被送上绞刑。这种无动于衷尽管是因为处于特殊地位，面对一个强大的政权而感到莫可奈何，但是这种漠然完全是错误的。引述罗马废除死刑团体领袖潘乃拉先生（Marco Pannella）在「放开该隐」团体年度报告中所说的话：
「死刑的实施包含两个面向：一个在美国，是国际媒体的聚焦点；另一个在中国，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通常对于媒体以及许多欧洲废除死刑团体而言，只知道有前者。西方知识份子对此禁口不言，或者是倾向基于反正这种国家是被极权统治，以及反正他们的文化常规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而默认。他们似乎不了解这种文化相对论是一种默认顺从也是危险的种族偏见的形式。」
那么能做些什么呢？开始，外国政府 - 尤其是具备强势废除死刑运动的欧洲国家 - 可以使停止或减少中国的国家死刑成为在与北京双边及多边对话的首要优先项目。站在死刑犯的立场对中国坚定的施加压力是应该要做的。中国的公安部长罗干与这波死刑高潮有直接连带关系，应该禁止他拜访任何国家。
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应促使北京改善其司法体制。提供赞资助基金以改善其申诉系统。应该对北京施加压力促使其提供死刑犯的精确的统计数字及个案信息。当中国设计出保障被控告者的新法律，应避免立即给予赞扬，直到他们确实履行。中国也有一个随时存在的危机，就是使用致命的药物注射以获得更多的器官。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也为了防止死亡率攀高，必须维持警觉监视北京将日常犯罪偷偷增加到包括偷渡出境、网络犯罪及恐怖主义的处死名单中的倾向。
这一波在中国的死刑高潮即使不能停止也必须要减缓下来。可以透过相关行动来取得很大的进展：在中国只要减少百分之三的死刑就可以每年拯救500条人命，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地区每年的总和。国际社会不能再视若无睹。就当前的情况，在中国稳定不变的死刑数目，说明了世界怯懦于向北京施加压力，这是一种道德的失败，也是政策的失败。
吉雷先生是即将出版的「中国新统治者：秘密档案」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纽约书评）
译自英文圆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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