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山东济南市某医药公司管理人员常麓璐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在过去十七年中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几次被剥夺工作。她和丈夫被非法劳教，在狱中遭洗脑迫害，丈夫李健明更因迫害而过早去世。
现年四十二岁的常麓璐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常麓璐在《刑事控告书》中详细叙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一、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
我出生于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医世家。爷爷一生行医，救人无数；父亲从小学医，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我乃长子长孙女，自然被寄托了家族厚重的希望。我也不负众望，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求学之路一帆风顺。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读五年制本科时，不但每年拿一等奖学金，运动、唱歌样样拿奖。我担任班干部，还是校陈氏太极拳和太极剑女子组冠军。在别人的眼中，我是快乐与自信的，而我自己的苦恼是不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不知该如何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而人生的归属更令我困惑。我还从当时风行全国的某气功中也没找到答案。大概从事医学（尤其是中医）的人对人生会思索的多一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有医学背景的人会走入法轮大法，而且会坚定的修下去。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六月本科毕业前夕，跟同班同学闲聊，把我的困惑与苦恼说出来时，一位平时看起来很沉静的男生立即给我拿出一本书来，告诉我看看这本《转法轮》书就明白了。我一看就看进去了，真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但把我多年的困惑都解决了，还使我明白了今后将如何走好人生之路，修炼法轮大法就是返本归真之路。整个暑假我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九月份开学后，我回到中医药大学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众多师生一起修炼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从这里，我学会了时时处处以真诚、善良、宽容、忍让为立身之本，学会了遇事找自己的原因，善待他人，看淡名利，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我的那颗多年来争强好胜的心终于归于宁静祥和，以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变得越来越温厚善良了。与之相应的，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失眠和消化系统的毛病也不翼而飞。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怀念从一九九六年九月到一九九九年四月那段修炼溶入生活的日子，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充实的时光。
二、两次被剥夺工作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后，对法轮功的迫害风雨欲来。山东中医药大学采取了各种方式阻止师生继续修炼，挨个找去谈话威胁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后来直接到炼功场地去拉人、驱散。我当时正忙于研究生毕业的论文写作及答辩，每天不但要顾及学业，还时不时地被保卫科叫去训话。党支部开会时人人表态，逼我和所谓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对这些侵犯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行为，我一律不卑不亢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的导师知道我原有继续读博的打算，就劝我说，这个形势下，你就是考上也不会让你读，赶紧找个工作离开学校吧。于是我到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去应聘，第一次面试医院就决定签约。
毕业后不久，我和男友成婚，刚两天就传来了当局准备迫害法轮功的消息。我们二话不说就去北京，心想只有到北京去才能反映心声。但在路上就被拦截下来。那时候所有的道路上都有警察盘查，所有车上的人都要搜查行李，看到跟法轮功有关的就抓。我和丈夫被抓到槐荫区办的洗脑班强制看诬蔑大法的电视、念报纸、写不再炼功的保证。当我们违心的表态时，心里万分痛苦。
七月底的一天，当我按照规定去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报道，没成想医院办公室的一男子面露难色的告知：济南市公安局已经派人到医院通知，不准接收我到市立五院工作，人事档案打回原校。因为上面有规定，炼法轮功的应届毕业生都不准进事业单位。我就这样被剥夺了在公立医院工作的权力。
关于被剥夺在公立医院的工作权利一事，我的硕士毕业报到证可以作为证据。报到证的首次派遣单位是：济南市立五院，被市立五院拒绝接收后，档案被退回学校。备注说明：“请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民办）安排”。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是我后来自己找的工作，不知所谓的上级是怎么知道的，还在档案里注上这一笔，好像是他们给我落实了工作似的。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在一家私立高校——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应聘做专业课教师和班主任。由于我的专业基础扎实和对学生们的真心，使我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下课后，学生们喜欢到我在学校的家里来玩，过生日的孩子准备了原材料拿到我家来做，高高兴兴的开生日聚会。这样的日子只持续到十月份。
大法遭迫害，师父遭诬陷，同修被抓，我们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不久我们又被公安和我丈夫的单位派人抓回来。我被张庄路派出所关到西郊世购广场西边的一个简陋的车队里洗脑，被关了将近一个月，张庄路派出所勒索我父母家和公婆家各五百元钱才放我。同时被抓的还有好几个同修，包括中西医结合大学的两个学生。我丈夫被他单位——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关在厂保卫科，一直到过年前才让回家。
为了勒索更多钱财，也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张庄路派出所所长竟把中西医结合大学的王校长抓到派出所，强迫他蹲在地上一整夜，象审犯人一样捉弄恐吓他。王校长出来后恼羞成怒，立即不允许我再在学校工作，并派人封存了我的家。当我数年后从劳教所出来后请求到封存的家中去寻找毕业证和学位证时，发现家中的值钱的东西，能拿走的都没了，包括我结婚时妈妈给做的十几床全新的被褥、结婚戒指、值钱的衣服（呢子大衣、皮衣等），厨房用具（甚至压力锅）都没了。至今我所有的家具仍被中西医结合大学扣押不还。
三、在看守所过年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小年。丈夫几天前从单位保卫科被放回来了。我们终于又团聚了。正当我们在婆婆家忙着做年饭，门铃一响，涌进来二十多个魁梧的警察，立即就把并不算小的客厅塞满了。一进门二话不说就给我戴上了手铐。一个当官模样的说他们是槐荫公安分局和营市街派出所的，宣布把我刑事拘留，立即要带走。我当时只穿一个小毛衣，没穿羽绒服，穿着拖鞋。我丈夫请他们把手铐解开，让我穿好衣服和鞋。他们不允许。我丈夫只好给我披上羽绒服，蹲在地上帮我穿好鞋。
在这一帮人兴师动众的绑架我这一弱女子的同时，历城公安分局和山大北路派出所的一大帮警察把我父母家的大法书籍查抄一空。素来身体虚弱的母亲遭受很大打击。
我一进看守所就开始绝食，同时绝食的还有好几个同修，我们要求无罪释放。五天之后，看守所的狱医开始给我们灌食。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塞进去，鲜血顺着管子淌下来，喉咙被刺激后生理反射，发出恐怖的干呕声之大，令我自己都吃惊。
我们不管监仓里有监控，照样炼功。狱警冲进来挥舞着胶皮棍要打带头的。我们胳膊挎着胳膊保护着同修，其他监室的同修听到打人的声音也大喊“不许打人”，一遍遍背诵法轮大法《论语》的巨大声音象海浪一样充满整座看守所。就这样在看守所堂堂正正炼功的环境给开创出来了。
大年三十，看守所为了引诱我们这些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吃饭，特意做了炸鱼，分给每人一小盆。我们把炸鱼都给了其他犯人。我给大家唱了一支赞颂梅花的歌，唱一句，喘一口气歇一下，再接着唱。有个因盗窃被抓家在党家庄的老太太听我唱歌时，一直拿袖子抹眼泪。
四、不堪回首的劳教黑牢
在看守所被关了三十七天后，户口所在地的营市街派出所把我弄到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内的鎏园宾馆继续洗脑。我公婆家就在研究所内，离宾馆的直线距离不足一百米。他们开始时包了好几个房间，除了雇了两个警校的小姑娘和我同吃同住监视着我，其他房间供派出所的人吃喝玩乐。我丈夫几次冲破他们的阻挠要见我。他明确表示不会负责他们的费用，最多只承担我在宾馆的住宿费后，派出所的人才收敛了。当时营市街派出所的正所长姓熊，副所长是李河泉。他们一趟趟逼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我不为所动，每天就是炼功、背法。又关了将近一个月后才放我回家。
回来后，一个星期三，我在报纸上得知济南红十字医院招聘主治医师就去应聘。院长和一位姓华的老师给我面试，一次面试就通过。我记得当时说好下周一去上班。可是第二天，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我突然被李河泉带两个警察绑架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浆水泉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从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八个月。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之前，我还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信仰，后来在伪善与压力下屈服。未“转化”（劳教所规定写下悔过、认罪、揭批等“五书”）前，我经历了灌食、打骂、铐在栏杆上不准睡觉、关禁闭，而繁重的奴役的贯穿始终。记得我有一次传经文被三大队的大队长牛学莲（人称牛魔王）关在一个空置的房间，为防止我炼功，把我一只手拴在二层床的栏杆最高处。我就站着用一只手炼。监视我的是一个因参加地下教会被抓的基督徒，她坐在马扎上托着腮看我炼功出神，连一个姓刘的队长走过来也没看见。
自从二零零零年六月我过生日时，劳教所为了引诱我放弃信仰，让我丈夫来探望一次，以后一直以不“转化”为由不准家人接见。我已经很久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但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妹妹也被绑架进来了。新成立的五大队，包括我妹妹在内的近二百位同修就被关在那里。连续几个月，每天凌晨我都在巨大嘈杂的打骂声与人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咚咚声中惊醒。这是五大队的法轮功学员们每天早上炼功遭到的残暴殴打。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对我而言是一个最耻辱的日子。我在压力与谎言下放弃了信仰，留下了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永远不可洗刷掉的污点。从那以后，我从被欺骗到编造谎言去欺骗别人，先后十几次在大大小小的揭批会上发言，演节目诋毁大法。直到现在，网络上还能查到数个我被利用宣传造势、欺骗民众的文章的链接。痛定思痛，我明白是自己的私欲被钻了空子，从另一方面更证实中共洗脑术之邪恶。
在此必须要强调的两点是，劳教所在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疯狂“转化”法轮功学员时，最常用的一种说法就是：不“转化”就送大西北，让你永远回不来。还有一点就是，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公开后，我才明白其卑鄙意图的，就是山东女子劳教所唯有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可疑抽血。二零零零年六、七月间，山东女子劳教所曾经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抽血，说是检查肝功。根据医学常识，一些常规检查通常一次抽取5ml血就足够了。那次抽血是从外面来的医生给抽的，不是狱医，每个人都被抽了20ml.当时我和大多数同修对反迫害认识不清，只有少数学员抵制。其中淄川法轮功学员高明淑拼命抵抗，但身材娇小的她最终还是被摁倒抽了血。以后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进劳教所后，不明原因的抽血就成了必要程序。化验的结果不告诉本人。后来曝光出的法轮功学员遭强摘器官的罪行，很容易明白，通过大规模抽血建立器官库这是江泽民实施活摘罪行的必备条件。
五、奥运前夕再被骚扰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丈夫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此前的四月十三日，我妹妹也带着肉体和精神的伤痛回到了家。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二零零零八年三月，中共借奥运之名开展的另一轮迫害把我们还算平静的生活再一次打破。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晚上九点钟，济南历下公安分局、东关派出所、东关街道办事处的一帮恶徒三十多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在黄台南路的出租屋门口。一开始声称查房屋租赁证明，我丈夫隔着防盗门出示正规租赁合同，恶徒一看撒谎欺骗不成，再谎称开开门谈谈。一便衣很嚣张：“好不容易堵住你们了。马上就把你们送洗脑班。”另一自称“金刚附体”的矮胖子，声称自己是×教协会的，其人满嘴喷酒气，说自己白天已经睡好觉了，晚上专门陪我们。还有一恶人拿一大锤子，欲砸防盗门。我们拒绝开防盗门，我丈夫一直与他们讲真相，我从前后凉台大声的向街坊邻居们讲真相。恶人一直闹到晚上十一点，其中大部份才乘坐一辆警车和一个带挂斗的货车离开了。留下三个人蹲坑，一晚上都在楼下监视。一恶人在离开时说：“这是省里市里的命令，明天还来。”第二天我们赶紧搬走。
后来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两辆车在我父母家楼下蹲坑。我们连父母家也不能回，工作也失去了。直到一年后我们的工作生活才恢复正常。
六、丈夫李健明在迫害去世
我丈夫李健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一九九一年毕业于济南大学机械专业专科，后来在山东工业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他从毕业后就在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中心做设计。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人很聪明，思维严谨，性格温和，淡泊名利，能吃苦耐劳。他经手的设计质量高，出错率低，而且在实际应用中很少出故障。同事们都愿意和他分一个项目组。九十年代，数控机床技术刚在国内兴起时，他正好参与了二机床集团的第一台数控机床的设计，可以说是厂里难得的技术骨干。
尽管是个纯粹的理工科生，李健明孜孜以求探讨生命的真谛。得法前他练过好几种气功，效果都不明显。一九九六年春天，他出差到西安，在一家书店看到的法轮功著作就被吸引进去了。回来后他就到处找炼功点，后来同事说某某就炼法轮功啊。他找到那人一问，才知道他们单位的炼功点就在技术中心的大院内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只不过那些同修炼功时间很早，炼完功还不到上班时间，李健明从来也没碰到过而已。
李健明炼功后身体素质明显改善，以前害得他高考没发挥好的失眠立即不翼而飞。他的心胸也开阔了，整天乐呵呵的。被迫害前他每年都给希望工程捐款，捐多少钱也不说。一九九八年南方发大水时，厂里号召给灾区捐款，他一下子把一个月的工资八百多元都捐了，比技术中心的主任捐的都多。同事们说什么的也有，他都泰然处之。他从来不说，把这些当成很自然的事。这些都是我从婆婆的絮叨中陆续听来的。就连一九九九年十月我们到北京上访时，自身的安危还没有保障，身上带的钱也不多。他住在旅馆里碰到一个小伙子，是个退役的武警，因为待遇不公到北京上访。他听说人家没钱吃饭了，立即就拿出好几百给他。那人很感动，要留他的地址，说以后一定归还，他没给，只告诉人家他是法轮功学员。
我被非法劳教后，李健明承受了来自公安、单位、家庭的巨大压力。他父母都是深受共产党毒害的高级工程师，为保全自己可以揭发自己的儿子，为逼迫儿子放弃信仰可以动用任何手段。这种家牢的杀伤力比之监牢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健明采取各种方式减轻我的被迫害。在行政复议的有效期内，他为我请律师复议，尽管最终结果还是维持迫害，但律师到劳教所要我当面签署委托协议的举动令劳教所震动，当李健明把行政复议书的附件拿到劳教所要求必须给我本人保留时，更是震撼了劳教所，狱警队长牛学莲不得不让我到办公室去看，但不允许我本人保留。我从长长的行政复议书中获得了世界各地反迫害的讯息，这对黑牢中的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鼓励！
李健明在失去自由前，坚持每月至少一次来看我。他从家出来沿着经十路从西到东到浆水泉路是一路上坡，浆水泉路从北到南的坡更大，晴天满地是坚硬的泥块，雨天更是烂池塘。那时还没有电动车，他就骑着那辆二八的老凤凰自行车。每次尽管不让见，他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告诉我他来过了。有时是几件衣服，一把折扇，有时是一本书。他曾送进来一本《说岳全传》，被狱警牛学莲没收了。中秋节前他送进来一个会唱歌的贺卡，当时监室里的人都觉得很稀罕，就让它一遍一遍的唱。不止送东西，李健明每次都去找劳教所的头目讲真相，告诫他们不许迫害法轮功。所长姜丽航、刘玉兰、杨政委、驻所检察室的吴萍、队长牛学莲，他都去找过。他的智慧与坚定之举为减轻对我的迫害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二零零零年底，李健明再次被他单位保卫科软禁，直到二零零一年三月被非法劳教。我回家后，每隔一周就分别去浆水泉女子劳教所和刘长山男子劳教所探望妹妹和他。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终于获得了自由。此时距我们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结婚已近三年，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三个月。
我在劳教所后期误入歧途，做了很多糊涂事。在李健明的帮助下我终于认识到“转化”是错误的，从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我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晚上的那次骚扰后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他坚持着出去工作。有时有的设计项目有难度，工期又紧，他就很疲惫。到二零一零年底，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医院一查说是肺结核晚期。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日，他过完四十岁生日仅仅两周后，在山东省胸科医院去世。去世时一米七四的个子还不到八十斤的体重。
后来我咨询专家，对我丈夫的死因提出疑问。专家分析他的肺结核不是近期得的，应该在发病前好几年就感染了结核菌，那时已经把肺组织破坏了。只不过两肺还有些代偿功能，暂时表现不出症状。而且他一介文弱书生，不象素来强壮的人表现的那么明显，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我告诉专家以前他曾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多。同期被非法劳教的人中有五位出现了结核病，其中四位已经去世。我还结合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的数据，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致死原因中结核病占了26%，超过其他病症（例如心脑血管疾病），更高于正常人群中结核病的死亡率。专家也认为很可能就是劳教期间患上了结核。如果一个人出现这个情况不能断定，而五个人均出现同样的病症，基本就可以断定他们感染结核与非法劳教有密切关系。
七、家人遭到的迫害
我父母在这十几年中承受很多。每一次我们被绑架，我父母家都要被抄，一共抄了五次。有四次是趁我父亲不在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时抄。有时我父亲刚走他们就乌压压的涌进来，有时候父亲到家前几分钟他们就都撤走了。每次都不说是哪个派出所的，从来不给清单。我母亲本来就身体不好，可想而知对她的刺激多大。好几次我爸一推门进来又是一地狼藉，大法资料都没了，还少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老俩口有时猛然想起哪个东西好久不见了，很可能就是抄家没了。我父亲的一个一千八百元的存折不见了，还有收藏的一些文物字画也没了。
自我和妹妹被绑架后，单位宿舍里心术不正的人风言风语，说什么姐俩研究生、本科生如何如何……我妈妈出门经常遭受他们的嘲讽，导致妈妈很长时间害怕出门见人。有个卖肉的专门挑不好的肉给妈妈。妈妈不高兴嘟囔了几句，他就对我妈妈大打出手。有一个阶段，我妈妈精神失常了，总是跟爸爸又哭又闹要我和妹妹。那时我妈所在的历城区粮食局破产，几年不发工资。爸爸所在的造纸公司也是亏损企业，单位医院也发不全工资。爸爸只好开了一个小门诊。迫害最严重的时候，爸爸每天外出都有三班人跟踪。一班跟踪到他上了公交车，打电话给下一班，然后就有一个人跟他上同一辆车；下车时，和他同车的人就打电话给下一班，下一班人就在下车站等着我爸爸，然后再跟踪他去门诊。
后来派出所天天骚扰我爸爸，让他写保证，否则不准出门工作。我妈妈也受刺激总哭闹。有个派出所的好心的警察同情我家的遭遇，偷偷对我爸爸说：“常大夫，又要办学习班（洗脑班）了。我估计你去了肯定回不来（指不写不炼功的保证就送劳教）。你要是出事了，孩子妈妈怎么办？孩子连个去看的人也没有。你赶紧出去躲躲吧。”这样我爸爸才没有被劳教。
我妈妈有时去劳教所去看我和妹妹。她本来就没有钱，为了多给我们留点钱，尽量不在那里吃饭。因为劳教所的饭实在是太贵了。随便一个刚盖过盘子底的炒青菜就是二十元，见点肉的菜就三四十元，一个汤十五元（注：要知道二零零二年我应聘到一家国企从事技术工作，月工资才九百元）。为了给我们加点营养，妈妈想方设法给我们带点好吃的。而这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被允许。有一次，在接见室门口负责搜包的犯人从妈妈给我们带的一包衣服里搜出一个大苹果，说不准往里带，就往地上扔出去老远。妈妈跟她吵起来，惊动了劳教所的领导。姓杨的政委凶神恶煞的上来就抓我妈妈。我妈妈哭着喊着，反抗着，我抱住她，不让别人抓她，宁肯她的拳头落在我身上也不要落在别人身上，劝她赶紧走吧。妈妈哭着走了。我和妹妹的心都碎了。
我的家庭只是因迫害而遭遇不幸的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家庭的一个缩影。十六年，大概算一代人的时间吧。受迫害的家庭老无所依，幼无所养，青年无法施展才能，中年无法享受应有的财富，而且多少人含冤离世，留下无尽的遗憾。我要向所有有力量维护正义与善良的人大声疾呼：再也不能让迫害持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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