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霞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病危

【圆明网】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李沧区法院、检察院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高铭霞非法判刑五年。高铭霞上诉到中院，得到的却是维持原判，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高铭霞被迫害心肌严重缺血，还有肾脏、肺部等疾病，仍被关禁闭室、强迫做奴工，她随时有生命危险。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高铭霞才结束冤狱回家。

高铭霞

下面是今年已五十岁的法轮功学员高铭霞的自述其遭受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的事实。

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出现奇迹

一九九八年三月份，我抱着做好人祛病健身的目的，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没修炼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全身乏力、头痛、头晕、三天两头的感冒，最使我困惑的就是昏睡不醒。那时候，只要在家我就睡觉，可是总也睡不醒。节假日、双休日几乎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一周五个工作日，我都坚持不下来。周三经常请假在家里睡觉。当时的症状已经是综合症的状态。据专家说，我患的是世界上罕见的心脏病，一旦发作，没有一个国家能治疗，最多还有三～五年时间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有一门功法叫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很多人炼了功身体都好了，你炼不炼。我说：炼！我就愿意跟好人在一起。早晨，我来到炼功点学功，五套功法还没有学会，就一股暖流通透了全身，师父给我灌顶了。从此，将不久于世的我，就无病一身轻了。我感到自己无比的幸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修炼了十八年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师父给我延长了生命。

我全身心的溶入在法轮大法法理的熔炼中，在师父的指导下，幸福的走在返本归真的回归路上。可是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是浩劫，却使我与我的家人屡遭迫害，最终导致了丈夫离世，我被迫害致病危。

山东省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1、强迫“转化”，剥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我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原来叫集训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地方。检查身体的时候，查出我身体多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她们又把我劫持到济南市立医院检查。晚上从医院查体回去，早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她们什么也没给我吃。早上从青岛看守所走的时候，就没给饭吃，也不给喝水。到了监狱，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只给了一个发糕和一口菜，一天就吃了这点东西。晚上，她们让我睡的很晚，早就过了休息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还没起床，就把我叫起来了，让我去储藏室，两个包夹一边一个，开始做我的“转化”迫害，强迫给我灌输她们的邪念，并且限制我讲话，让我坐在小凳子上不准动。每天都这么坐着，屁股坐的很痛，都长褥疮了。

在山东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里，可以随时剥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的学员们的任何权利。包括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那里只要是不“转化”，就属于被打击的对象，刑事犯和犹大们（已经转化了的，专门参与诽谤我师父、出卖大法、迫害大法学员），可以时时处处的刁难我们，给我们出难题。下面仅举几例：

不让正常休息和洗漱。包夹们两人一组换着班休息、洗漱、参加正常活动。我什么也不让我洗，包括饭前便后洗手都不让。每天两点以后才让睡觉，五点就叫我起床。中间还经常被弄醒几次。有时刚躺下就被叫起来了。

不让吃饱饭，不给棉衣穿。她们每顿饭只给我半份菜、半份稀饭和一个馒头。我吃不饱想加馒头，她们不给加。每次改善生活的时候，只给我一个凉馒头，有时给点菜汤或半份稀饭。属于我的那份饭菜就被她们分了。别人早就穿上棉袄、棉裤和大衣了，我还穿着刚到监狱时给的单衣、单裤。自己带去的秋衣秋裤、毛衣毛裤不让穿，故意冻我。每到下半夜的时候，那真是又冷又饿。我曾经给包夹说：什么叫饥寒交迫呀！在这儿我都体验到了。

限制喝水，限制或不让上厕所。每天上厕所成了很棘手的事情。经常是一等再等，有时候要等一两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还有几次直接就是不让我上。最长的一次是，从早上九点多钟，一直到晚上快十点了，才让我上厕所。她们曾经说过，我的肾检查出来的结果吓死人了。子宫肌瘤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样的身体憋尿是会出现危险的。可是她们仍然这么干。限制我喝水。肺不好的人需要多喝水，她们却限制我喝水。后来因为上厕所太不方便，我自己就不喝或少喝了。

不让上床睡觉。每天两点多钟甚至更晚，才让我回去睡觉。我睡觉的房间，还有好几个空床铺，她们不让我睡，叫我自己打地铺。还得每天让我一个人，把床板从地上搬到床的上铺放好。床板很沉、很大，不好搬。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搬起来都很吃力。何况我已经查出心脏、肾脏、肺部等，多处存在严重问题。又是在不让吃饱，不让睡好的情况下，她们却仍然坚持这样做。

天天被侮辱、谩骂。有时候从早上骂到晚上，这个骂累了那个接上。一波波地换着人骂。也曾经被打过，被长时间罚站过，受过各种刁难和不公正的对待。烟台的张守兰（犹大，负责转化的大组长）、滕州的阎燕（犹大，负责转化的大组长）、临沂的王淑燕（刑事犯，监区大组长）等都对我动过手。她们经常找茬侮辱、谩骂和难为我。她们都曾经说过：这儿所有的一切都是狱警说了算，狱警不同意做的事情，谁也不敢做。有一次阎燕对我动手，我问她：这是狱警让你做的吗？她一愣没有回答我。

不让购物。因为我不写“决裂书”、“保证书”等“五书”，她们就什么东西也不让我买。有一天，张守兰领着至少七、八个人，说是看我没有日用品了，想帮帮我。她们把我按坐在桌子前，拿着我的手写“决裂书”、“保证书”之类的东西，还按上了手印。最后还把写的东西念给我听，并且说：你已经“转化”了。我说：我没有“转化”。谁写的是谁的，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这还是说我身体不好，处处照顾我呢？不知道不照顾会是什么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转化率会那么高了。

剥夺我的申诉权和约见检察官的权利。我曾经要求申诉和约见检察官，被狱警们拒绝了。她们说：你申诉也没有用，检察官不会见你们的。在十一监区里，她们可以随意剥夺被关押人员，尤其是法轮大法学员的任何权利。她们的这种违法行为，不仅没有人追究，反而还会得到提拔和重用。薛彦勤在十一监区当教导员时，非常残酷的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学员。她曾经当着黄改（刑事犯）等人的面，对我动手、侮辱、恐吓。后来薛彦勤被提拔为二监区的监区长。黄改的考核分一直是最高的，减刑也是最快的。监区狱警徐玉美由一名普通警员，靠积极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升为十一监区副监区长。

2、身体查出严重病症，仍被强迫劳动

刚到监狱查体时，我被查出心脏、肾脏、肺、子宫等处都有很严重的问题。大约一个月左右，我还在被强迫转化期间，由于她们对我采取的种种迫害，导致了我心脏的问题加重。做出的心电图，使一位专业犯医看后，突然睁大了眼睛，显露出非常害怕的样子。她下意识的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没做好再做一遍。做完后，她给一位犯医长员肯定的说：就是。然后，她对我说：你先出去吧！

据知情人透露，我血糖很高，血压不稳，有时血压竟高达二百多。心脏和肾脏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早都过了治疗期，一旦发病都是致命的。只能注意保护和控制着别再往坏处发展。

这些年，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身体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了。可是经过这一次次的非法抓捕关押，尤其是不让正常休息，和对身体正常生理机能的迫害。导致我身体又出现综合症的状态。其实，像我这种仍坚持信仰的人，她们是不在乎我们的生死与否的。劝我们吃药，是逼我们放弃信仰的一种形式，不是真正的关心和为我们负责任，不包括有善念的人的个人行为。

二零一二年五月，刚刚搬入新监狱的时候。我感到非法憋气、胸闷的感觉要窒息一样。脚和腿肿的很厉害，睡一宿觉都不消肿。七月份监狱查体时，查出我肺的问题加重。医院的陈院长，亲自给我拍了好多片子，还叫犯医们给我做全身检查，说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后来，她们把我弄到警官医院做CT，还想把我留那儿观察一段时间。我不同意跟她们又回到监狱。

有一次拍完片子，陈院长叫我过去看她给我拍的片子，她用鼠标指着肺部给我看，我看不懂也没有问。她又指着心脏部位对我说，你看你心肌缺血，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这是很危险的，还是吃点药缓解一下吧！我说：我不吃，谢谢您陈院长。她叫来犯医说：你把病例写上，她声音很小不想让我听到，我听到有猝死和什么的，后果自负。每次查完身体她们总是说：吃点药吧！控制一下心律。我说：不吃，我自己调整。她们就让我在病例下面签上：本人拒绝治疗，后果自负。然后署名年月日。只让我签生死状却不让看病例。

就这样已经是自理都很困难的身体了，她们还逼我参加劳动和打扫卫生。她们所用的语言、词汇都很尖刻，象泼妇一样骂得很难听。刚开始我还告诉她们，我身体的真实情况，想得到她们的理解。后来，我发现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想理解，完全是那种心胸狭窄与自私，导致的愤愤不平，是自愿的在帮助狱警参与迫害我。

3、逼母亲和女儿签病危通知书

有一天早晨起床时，我突然感觉恍恍惚惚的晕得很厉害，两腿酸软的站不起来，吐了两三次。卫生员来看了看说，等会儿狱警来了去医院查查，我说走不了了，她说用小车推你去。她大概的知道点我身体的真实情况，怕出事。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七号我母亲和女儿来接见的时候，她们逼我母亲和女儿签的是病危通知书。我看到母亲和女儿在接见的时候，表情都不对劲儿。两眼发愣、反应迟钝，好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我说：是不是让你们签什么东西了。女儿说：就一张纸，说你身体不是很好，通知我们让签个字儿。女儿装出很轻松的样子。母亲一直不怎么说话，只是看着我。我劝了她们将近二十分钟，我接见一共就二十分钟。我却一直不知道，她们签的是病危通知书。只让我的家人签字却不给我们病危通知书，连副本也不给。这不明摆着在推卸责任吗？

4、关禁闭室

为了制止迫害，我开始揭露她们迫害我的行为。她们就把我关浴室里了，浴室的门关的紧紧的，一点缝儿不给留。济南的夏天多闷热啊！浴室里很潮湿，太阳能管子散发出的热量，使浴室变的象蒸笼一样。身体好的人都闷的喘不过气，有要窒息的感觉。何况像我这种极度缺氧的身体，憋得我几乎要晕过去。有时大脑缺氧厉害的时候，什么也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懂医学的人都知道，这种迫害对于我是很危险的。这是教导员邓济霞、副区长徐玉美指使刑事犯们干的。有善良的人给把门留了点儿小缝。经济犯韦萍（临沂人）赶紧过去把门关上。韦萍是监舍长，刚开始是她在浴室里陪着我。韦萍为了早减刑回家，干了很多坏事。

我说：我要去医院，我身体很难受，你们这样对我是很危险的。没有人理我。她们不愿意让人知道，她们这样迫害我。这是更加明目张胆的在借刀杀人了。过了不长时间邓姓狱警来了。非常关心的对韦萍说，天太热了身体还受的了吧！让狱警带你去医院看看，别中暑了。我说我要去医院，没有人理我。她还是分管服刑人员身体健康的狱警呢。

从那以后，韦萍就得了高血压，心脏也出了毛病。晚上睡觉容易受惊吓，有一点儿声音就惊醒。陪我没有几天，她身体受不了就换别人了。

她们都知道我身体怕冷，太冷容易诱发综合症。一旦出现综合症就没有救了。可是到了冬天，她们又故意在晾晒场冻我。晾晒场没有暖气，窗户还多。三九天衣服滴水结冰，一根根的冰棱都挂在衣服上，满地的水和冰。还经常在上厕所、喝水等方面难为我。好吃的饭菜我是别人的一半，大家都不喜欢的饭菜，我比别人多一倍。象公开侮辱、谩骂、各种虐待等非法的对待时有发生。有人说这种虐待是狱警的意思，狱警却说是个别人的素质。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没看见那个行恶者，被扣分或者受到惩罚，有些反而被重用或者受到了奖赏。

不过我也看到有的行恶者，被客观条件制约着得不到奖赏的。如临沂的经济犯胡昌鸿，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她曾经给我找过很多的麻烦。本来她是可以假释早回家的。可是到她该报假释的时候，来了新文件，假释条件从严了，胡昌鸿的条件不允许假释了。监区、监狱的狱警们，为胡昌鸿力争假释。开庭结果却是，不准假释。后来她怕减刑再从严了，就赶紧报了减刑。等胡昌鸿减刑下来了，又来了新文件，假释条件从宽了，象她那种条件又可以假释了。就这样胡昌鸿晚走了近两年。善恶有报是天理呀！他可是实实在在的，不以人的认可与否，而随时兑现着的客观事物。

5、走出监狱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五年冤狱结束了。我是从禁闭室走出监狱的。头一天，我母亲和女儿就赶去济南了，想跟别人一样，再最后接见我一次。可是狱警不让见，借口是我的档案已经封了，不能再接见了。那为什么，别人的档案不封呢？别人回家前几天，都可以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我也想打个电话，却被狱警拒绝了。说是得写申请，她们知道我不会写申请的。

出狱前，她们让我填写的所有东西，都被我拒绝了。最后她们让我签释放证。我说：我是无罪的，释放证我不能签，我不应该被非法判刑。她们说：不签字就不能走。我说：不让走，就在这儿。这么多年的迫害都过来了，在哪儿都无所谓。我被非法抓捕，到非法开庭，直到来这儿之前，除了请律师，我一个字都没有签。他们不是照样把我非法送来了，你们不也是照样，非法收容了我吗？我不签字，不是想跟谁过不去，是我对这场迫害的一种态度，是我在反迫害过程中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