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法轮功学员赵圣文,男,今年六十九岁,山东光明机械厂退休职工。他因进京为大法讨公道,被驻京办恶警打掉二十五颗牙,并遭到当地警察与厂方的长期监视与迫害。以下是赵圣文自述遭中共恶徒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三,我去北京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清晨在火车站下车后,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靠近天安门的地方,有两个人上来与我打招呼。我一开口,他们便知我是蒙阴人。我马上意识到他俩是便衣,就说自己是蒙阴的,但在外地工作。他们是临沂市专门来寻截法轮功学员的,对我说:老乡注意点儿,这广场上到处都是便衣警察。
我一边走,后面就有几个便衣跟着我,我就向南走,甩掉了那几个便衣。在升旗处的南边,我放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几个便衣警察冲过来,把我踹倒在地,然后把我绑架到依维柯警车上。车里已满是上访的同修。车上一警察一脚把我踹倒在车座中间的走道上,我听到有女同修在哭。然后,我们被拉到前门派出所。
铁笼子示意图 |
逐个登记后,我们就被关进铁笼子里。而后,就有山东省公安厅的人喊着我的名字把我叫出来,交给了泰安市公安局驻京办的警察沈大勇。沈大勇和司机把我推搡进桑塔纳警车,他俩左右一边一个,照着我的腮帮子同时用重拳猛力击打起来。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就喊师父。此时我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觉不着疼了,只听到嘭嘭的击打声。当时我就被打掉了一颗牙,落在口腔里,同时我左右两边的牙齿都被打得向里倒下去。口腔里满是血,沈大勇却不让我吐出来,逼着我咽到肚子里。后来我两边上下两排牙齿陆续都掉了,总共二十五颗,给我吃饭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两个恶警累得呼呼直喘气,实在没劲了,才停下来。他们把我带到驻京办,吊铐在卫生间的水管子上。晚上十点左右,我被放下来,那个与沈大勇一起打我的司机,又当着四个法轮功学员的面用力打我的后背、后脑勺。一边打一边说:我就是看着你不顺眼,你是个老党员,你还带头上这里来闹事。最后累得他坐在床上,才住了手。然后我又被吊铐在水管子上。
第二天,厂里和保卫科的人去接我,乘火车回到泰安时,已近夜里十二点。我被关进泰山区上高乡派出所的厕所里。天气很冷,零下十几度,厕所里都结了冰,我就坐在一张连椅上挨冻。
腊月二十八,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关进泰山区拘留所。出来后又被关在厂里,天天让写检查,我不写。厂党委书记就说:你不写检查,不放弃炼法轮功就判刑,这对你的子女可没好处。同时还拿来共产党员不准炼法轮功的文件给我看。我说:那我退党。书记说:行,你写申请吧。我就书面退出了中共邪党。
我原本是管道方面的技术人员,厂里却安排我去体力劳动最重的车间组装三轮车配件。两年多的时间里,下午下了班不让我回家,给两个馒头、一包榨菜吃了,叫我跟着第二班接着干,直到夜里十二点下班,才让我回家。
市、区公安、上高乡派出所、社区居委会骚扰不断,厂里还专门派了两个人看着我干活儿,晚上回家也有人看着,甚至我带着老伴回蒙阴老家,也有公安人员跟过去,给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冷眼相看。
从北京回来,我被罚款五千元,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厂里就从我工资里扣,每月只发给我一百九十五元,直到二零零七年退休。我老伴常年有病,我和闺女、儿子的工资都给老伴治了病,还借了亲友一万多元。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钱,生活之艰辛难以诉说。
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却始终不能动摇我对师对法的正信。
* * *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