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兴县农妇钟冬梅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现年四十八岁的钟冬梅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并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钟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苦难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们家是非常贫困的四处有借款的农民，一九九二年因为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又四处借钱。所以丈夫拼命挣钱想努力还欠款，可是他由于过分劳累病倒了。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腰肌劳损、坐股神经痛、腰间盘突出等，使他瘫痪了很长时间。我为他四处求医，跪爬求助，还是没有起色……我忙里忙外，一个人种好几亩地，上有老下有小，还得照顾我那病重的丈夫。

可时间一长我累倒了，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躺下不能动弹，全身不听使唤。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综合性精神衰弱，综合性官能症神经疼，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常常疼得昏死过去，常常吓得我们全家抱在一起痛哭，几经求医问诊，医生都说：“这个人废了，没救了。就算华陀在世，也难救啊！”还怪我丈夫没有早些给我就医，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大的四岁，小的才刚出生不久。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难耐，四处求援，却四处碰壁，没人肯帮我们，借钱给我们，都怕我们还不起。即使这样，我们当地政府的基层机关干部还照样收我们的这个税、那个税，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强逼我们不能少交一分钱……

大法救命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底，虽然是三伏天我却还盖着厚被子等死，可怜的小儿子见此，给找来了大法书，我一看是师尊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无私无我真正的好人，一个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的人。从此我努力按照师尊说的“真、善、忍’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按照师尊的书学炼功，虽然我站立不起来，可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我背靠墙，右腰侧斜靠在炕沿上，双腿颤抖着吃力的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来，虽然时间很短可我感觉很舒服。没想到三天后我的病不翼而飞了。这真是幸得师尊救度，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从此我变了，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变得更愿意帮助别人，教育孩子也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对他们好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像没生过病似的，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等等告诉他，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学做好人。”两个孩子也从此变了，也不再怨天恨地了，还乐意助人、帮助老人。为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十八年来，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洼的地方填平；常常拾得钱，不管是多少都如数还给失主；买东西，有多找给我钱的，我都善意的告诉他，并如数退还；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酒店门口拾得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几千元现金，还有两个银行卡、身份证和学生证，和一些个人资料，我们毫不犹豫的找到失主电话，给他打电话，把失主的一切东西如数还给失主；善待街坊四邻，朋友，也从不和他们斤斤计较了；过去恨世忌人的心没了；我的思想观念也转变了，变得更加明白做人的不易了，也更珍惜世上的人了，常常因看到他们的苦而心疼得流泪；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人人都能幸福生活……等等等等，我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

突遭迫害

正当我们沐浴在这宇宙大法给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情节十分严重，尤其是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当我听CCTV说是中央领导下令，不许人们炼法轮功等等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能让这那些还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听信这些诽谤大法师父的谎言。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体验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诬蔑恩师，不再诋毁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给我们一个合法修炼的环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广场警察非法抓捕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当时还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们欺骗我们说有什么事就写信给信访局，要我们留下姓名和地址。让我们写自己的心里话给信访局。写完后，就一一的把我们交给了当各地县公安局。在天安门派出所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警察打人，还把一些敢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拖出去拳打脚踢，主要攻击学员的胸部、背部、腹部，样子凶残恶毒。当我们齐喊：“不许打人！”后才稍有收敛。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接见”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长。当时，我还没见到人，就被一阵拳打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在我意志还不清醒时，又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为什么去北京等等。

当我清醒时，就告诉他们：“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亲身体验者，希望中国的领导能耐心的听听我们的真言和心声”。

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诉拘留所的所长。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被敲诈了380多元。

非法关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进京，被乡政府从北京天门广场劫持到乡政府。路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们耳光，还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随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钱抢劫一空。 到乡政府时，硬把我们拖下车，强逼我们跪下。一群恶人（乡政府官员）此时还对我们拳脚相加。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始终没有跪下。他们十几个人就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踝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才收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后来我炼功炼好了。可是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干重活，不能长立。）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

后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绝食抵抗，在绝食的第五天，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这样来回在拘留所与定兴一个旧武装部之间共三次。

第四次他们依然把我从旧武装部洗脑班绑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经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伙同武警部队的许多人来拘留所砸门，就像无耻下流的土匪一样，凶恶的强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裤子被拉破拉掉。接着乡政府的“六一零”绑架到乡里继续对我迫害。在乡里“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见我这样，栽赃的说是我想死。找来家属给我灌食，遭到我拒绝后，就说输液，在确认输不进去液，就向我们的每位家属勒索两千元，才放我们。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担责任。就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收季节，我与丈夫正忙着在园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点才躺下休息。刚躺下，就被闯入家中的乡里“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乡镇司法所所长赵常亮等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我们全乡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一间乡政府会议室，大家都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被一个一个的叫进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给他们讲，可他们不仅不听，还把大法弟子们一个个用手铐从背部反铐起来，或是把两手分开分别铐在两个床架上。接着，就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还用一种七根以上一米长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军棍，橡胶棍等凶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们被打的遍体鳞伤，大法弟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脸歪嘴斜，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我想把我修炼法轮后受益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说说，却被打手王华叫去乡政府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给他们讲。我刚一进门，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耿长军、房利民、许言等一群打手就对我凶狠的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还逼我骂师父。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橡胶棍、狼牙棒、军棍抽打、同时“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任金田用酒瓶子凶狠的猛砸我的双脚的踝骨内外，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背，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还有一次，政法委书记任金田在乡政府会议室（关押我们的地方），拿着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和报纸念。念完后，同乡政府官员和司法所的打手们逼迫学员们骂师父。还咆哮的大喊：“不骂的就到院子里挨他们打去！”然后就象一群邪魔疯狂的笑着，却带着的讥讽的声音。然后，他们把一个个学员拉上台去逼迫骂师父，不服从的又拉出去用军棍、竹棍、皮鞭和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这一恶劣行为，没等我开口，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六一零”的），一帮打手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皮棒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这时前任乡长张伟星要报复我去北京他被辞职，凶狠的抓起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地猛击打我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出血失聪，昏昏懵懵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炼功好了很多，直到如今双耳听觉也不是很好 。

就是这样，这一帮打手仍旧天天晚上逼迫我们骂师父，不骂就天天挨打并且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大小便，不许睡觉。白天还强迫干重活。如：白天强迫到地里干重体力的农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砖铺地等等。晚上，专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橡胶棍，军棍和七根以上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抽打大法弟子。深夜12点以后，也不让休息。常常把我们折磨到深夜两三点。

我们看到洗脑班侮辱、戏耍年轻的女学员。如：强迫女学员洗衣服，连内裤都有，强迫女学员晚上给他们揉腿；共产邪党干部，白天当着其他大法弟子就调戏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将一个女大法弟子打昏，单独拖到司法所长住的屋子里关了好几天。

二十多天过后，家属刚秋收完就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打成那样，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会没了，只好找村支书帮忙保我出来。恶人威逼说：“上北京的拿六、七千元钱，没去北京的最少也得五、六千元钱，五十多人一个也不落。”家中实在没有，后来在村支书（我堂兄）帮助下再三的说好话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我们身体，精神都受尽残酷摧残。回家第二天还强迫交一百六十元，说是订阅《保定日报》，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订两份，可是到现在谁也没见到一份报。

从此，县“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到乡“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来家骚扰。乡“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任金田凌驾于乡政府之上，指派乡政府的官员监管各村大法弟子，并指使乡干部房利民监视我，和监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村一女的孙逸仙（化名）邻居暗中盯梢：举报一次两百到六百不等；见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见面，举报一次两千。她说她不接，那些邪恶之徒还会找别人，所以她接下来了。还说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经常来骚扰我们，所谓敏感日更是天天骚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