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非法劳教、经济迫害　国家专利发明人诉江

【圆明网】赖繁荣先生是生物科技精英，现年四十岁，拥有三个专业证书；二零零七年自创生物科技公司，担任总经理职位，兼任研究院副院长职务，是生物灵芝系统的国家专利发明人；二零零八年至今，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连锁经营策划、农业技术开发工作。

赖繁荣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向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遭非法劳教及经济迫害。以下是赖繁荣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一、修炼大法的美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经广东外国语学院一位朋友推荐《转法轮》一书，介绍法轮功功法。我用了三天时间全部看完《转法轮》，并找到天河区的免费炼功点习炼。在观看李洪志师父讲法VCD录像时，每隔十多分钟上一趟厕所，身体反应非常强烈。修炼前我在大学入学时检查出乙肝（小三阳），休学半年，肝区经常剧痛，每天需煲中药和吃西药。不到短短一星期，身体好转效果明显，医院检查乙肝病愈，吃煎炸食物不再口腔溃疡，肝区不再疼痛，睡眠时间少也变得异常精神，感觉整个人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令家人放心，并鼓励我习炼下去。

修炼法轮功前，我一直在思考道德的有无、生死轮回的究竟、是非因果等等，在社会中的利益得失面前是否应该像一些人那样不择手段。由于接受中小学至大学的无神论观点教育并无法对我坚守道德、信奉“善恶有报”提供有说服力的逻辑支持，使我陷入深深的矛盾，转而对遵守传统道德观念失去信心。发觉自己在为人处世中变得越来越自私，内心亦无法自拔。通过学习法轮功李洪志师父的系列著作，我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奥的做好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去做于国于民百利无一害，他无限增强了我对“善恶有报”轮回规律坚定遵循的理念，决心用一生的付出去修炼法轮功。

多年乙肝好了

多年乙肝（小三阳）好了，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一九九三年我入学时检查出乙肝（小三阳），转氨酶很高，需要马上住院的成度，被迫休学。治病期间，要吃很多中草药、西药，父亲一面要供我上学的食宿开支，一面要长期支付药费，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我一直暗自伤心，对人生产生了暗淡无奈的消极情绪。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不吃一粒药，不打一支针，我的乙肝经检查基本痊愈。我决心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继续按“真、善、忍”的准则在工作生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先替别人考虑，做一名实实在在的好人。

道德升华

修炼法轮功前，我一直为自己做一名好人找不到理念依据，哪怕偶尔做一件好事，或者利益选择面前的表面对别人让步，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在现实利益获得的各种博弈中，挫败抗争在所难免，但在一次次的现实交战中，我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自私，对于别人的不幸少有同情心，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寻找各种借口，甚至开始学习《厚黑学》、以“无毒不丈夫”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为人生的指引，并视为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我将会在道德迷茫的十字路口变得更加自私自利，很难说会不会在人生苦短、不信轮回的认识中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是法轮功的理念使我真正从内心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去做一名好人，明白做一名好人的希望所在，晓悟道德提升对社会、对民族的重要性。使我从一个“小我”中先完成自我解脱，主动去遵守基本的道德伦理，在现实生活中履行做一名好人的要求，最后上升到为国家、民族大义作贡献的境界升华。

一九九六年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收取客户现金时，客户无意中多给的钱我一分不少的上交给公司，不接受客户的行贿，并无偿不计较的为公司加班，甚至完成重要的客户软件编程而不计报酬，获得了公司领导的赞誉，主动提出转让公司股份给我作为奖励。为了更多人可以受益法轮功，我自费买了无数的书籍炼功带给别人，用业余时间帮助需要炼功的人学习动作。二零零二年在天河看守所，由于狱警的株连惩罚，监仓不准买额外食品，我天天挨饿，每天做梦寻找东西吃，每当要在梦中吃到东西时就会在半夜醒过来，那种经历人间地狱般的折磨所形成的痛苦没法用语言形容。我记得自己偷偷留了仅有的一包快食面，作为自己饿得实不行时的应急食粮。不知为什么，被同室的一个人发现了，他可怜巴巴的说能否给他吃，当时我已饿得不行了。但我想到了自己是一名修炼人，应该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在这个关键时刻最能体现我是否达到了“先他后我”的标准，最能说明我是否是在做一名真正的好人，当时我很舍不得那包快食面，但我按照法轮功“先他后我”要求自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完全发自内心的可以为他付出生命！这就是我的彻底的人生观的转变，时时事事先他后我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并不是学术层面的理论，不只是一种停留在思想中的哲学观点，而是在现实行为中真正的做到。像这种事情很多，每一次能做到尽量为别人着想的考虑，都是基于法轮功“真、善、忍”内涵的深刻理解而发自内心而为的。

修炼法轮功以来，特别是在工作的应酬中，难免沾染酒色场合的等各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在中国大陆基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人的把持力不够，很容易做出有违道德标准的事来，更甚者搞得家庭离散。比如，在KTV、洗浴桑拿场合，客户互动中，黄赌毒因素随处都是，唯有内心强大的道德使命感才能更好的抗拒这种诱惑。我在这种场合，都是主动回避，或者对客户劝善，时间久了，周围的同事与客户也不再找我进入这种场合，并以我为榜样开始正言正行，从而影响了很多身边的人。在社会道德沦丧，以一日千里之势往下滑的现状中，任何的道德引导重建，都得在内心改变人心开始，才能使社会不好的风气得以真正的改变，否则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法轮功的理念，使我能在现实的各种诱惑中增强抗拒能力，并使自己在过失错误中主动分析自我内因的不足，纠正思想中的不好念头，在这种修炼机制中，无论于已还是于人、于社会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心受益，影响了很多身边的人，并对社会起到正的能量的作用。二零零七年后，我开始从事农业技术开发。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四伏，在政府监管不力的行政模式中，加上现在的人道德下滑，产生了很多不良商人，这些人什么坏事都敢干。我们行业内部有句话是“养什么不敢吃什么”、“种什么不敢吃什么”，这是当下中国食品安全诚信严重缺失现状的真实写照，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有一次我们去推广生物环保水产饲料，其中一个养殖老板说，只要不马上死人，只要鱼长得快、不易死，就是毒药我都敢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养的鱼患病死光！其中有一种叫孔雀石绿的化学物，属致癌禁用物品，但由于其杀菌效果显著，无监管的养殖户大部分都在使用，特别病虫害严重时，更是非常普遍使用，哪管食品安不安全啊。在利益驱动下，良知抛在了脑后。我们的养殖场其中一个技术人员，在一次鱼患病时偷偷使用了孔雀石绿后还沾沾自喜，觉得技术高明，挽救了渔场的经济损失。在权衡利弊后，我感到了做一个好人的真正压力，虽然我使用违禁品会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用隐藏的手段方法等，可以规避被人追究责任的风险，但我想到自己是一名修炼人，即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得求“真”，应该在道德的至高层面做一名真正的有良知的商人，最终决定终止了该项目，并辞退了该技术人员，宁愿亏本，也坚决不使用有害化学药品，坚持做有机环保类的品质农产品的投资人。在我的带动下，后来的合作伙伴也接受了我坚持做放心安全食品的想法。如果人人都自觉做一名时时接受良知拷问的生意人，在得失中以道德为宗旨，相信中国的食品安全就有希望了。

家人受益

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以来，我母亲是一个直接受益人。她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能吃上火的食物，长期服药让她周身不适。跟我住一起后，她自认身体不适减少，吃上火的食物也不会口干气躁。我利用日常接触，经常用法轮功做好人的理念开导母亲不要与人计较，增强她好人有好报的信心，从而令她内心开朗了许多，甚少与邻里乡人产生矛盾，即便有也能抱着宽容不争的态度，从容应对。这是我母亲身心受益的直接案例，我虽然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不公待遇甚至坐牢，经济上受到损失，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亲人的支持，反而家庭更加和谐了。二零零四年，前妻在杭州滑倒，右前小腿骨折，医生说非手术不能康复。在杭州医院打了几天吊针，我建议出院，并鼓励她习炼法轮功。当时医生不同意出院，说不开刀90%要成残废，非要出院，需要我签字才予放行，否则后果自负。前妻的决心坚定习炼法轮功，结果出现了奇迹。三个多月后，我父亲无比担心的焦虑中，亲眼见证了前妻不开刀、打针、吃药完全康复的神奇效果，前妻可以跑步了，断骨完全对接长好，没有出现走路一拐一拐的不正常状况，连医生都认为是一个奇迹。通过这个案例，不相信轮回的父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认为“善恶有报”是存在的，与人发生矛盾时会开始自我检讨了，也化解了很多与人的多年积怨，父亲的思想开朗，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我因此也少了一份担忧。

二、遭迫害事实概况

失去自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后，被强迫取消当地炼功点。派出所干涉不允许集体学法，不允许在炼功点炼功，否则没收音响、书籍等。被剥夺了公开自由健身炼功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前后，我到广东省政府和平请愿，希望政府允许公开炼功。当时有大量防暴警察过来阻隔示威，气氛紧张，请愿人群被强迫郊外疏散。请愿无门，被剥夺宪法赋予公民合法上访之权利。

一九九九年九月，省府请愿无果后，我去北京上访。当时在北京市上访办登记身份证后，没有任何回复，被统一遣送到朝阳区体育馆内。后通知广州驻京办人员遣送回花都区国保部门，由一个徐姓的负责人登记资料并被“教育”警告一番，告知不要再去上访。

一九九九年十月，为了继续向政府讲明自己炼法轮功的好处，请求允许炼功，我在上北京上访的火车上被截住，并被警车遣送至花都国保。当晚被非法送至花都拘留所，关押了十五天。在拘留所的第二天，被戴戒具（脚镣，约二十斤重）至释放当天。戴镣期间，吃睡艰难，没有筷子吃饭，就用扫帚枝条，被强迫罚跪闻马桶，语言上遭受恐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当地派出所、街道等的各种压力下，我去天安门广场拉横幅申冤，表达“法轮大法好”的心声。当场被推上依维柯警车，被一名警察打了几十个耳光，眼冒金星。后在天安门派出所恐吓威胁，被送至朝阳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贵州安顺市被非法关押五天。当时儿子在安顺市妇幼医院出生，住地被抄家，没收了书籍、录音机等物品，至今未归还。全家人担惊受怕，精神创伤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朋友家被破门强行闯入的沙河派出所警察带走，在沙河派出所吊扣了整整2天，其间受到恐吓威胁。第三天被送进天河看守所，连续六天六夜的审讯，他们两个人一组两小时换一班，对我进行轮番逼供。在六天六夜里，我不能睡觉，一直坐在审讯室的石凳上，恶警声称不会打我，却会让我生不如死。参与逼供的人员中，我知道的有徐青松、大海、古某等人。在天河看守所里，我被逼写认错材料，没日没夜的做塑料花，接受变态的惩罚，饿得每天晚上半夜醒来，脚烂掉了，手脚趾甲全部内陷，等我被送到赤坭劳教所时，走几步就倒在地上。在花都赤坭劳教所，我刚到时被送到二大队，当时由李国明做教导员，周洋波、何教、黎教、武教、毕教、卢教、洪教等执行迫害政策。刚到二大队时，被关在无窗的小房间，强迫写悔过书、保证书，在李国明的安排下，由崔玉财、王锋作打手，用法轮功图片强行往我屁股下面塞，并在我面前烧李洪志师父的图片，同时派人在前面拍照。我反抗，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暴力。当时，李国明在场，趾高气扬的恐吓。第二天晚上，大约七点多，趁二大队其他服刑人员参加工厂劳动外出时，避开监控，毕德军领我出小屋，我并不知道是去禁闭室。在禁闭室，我被崔玉财、王锋强行按住，将双手反绑上吊，双腿双盘，将脖子绑连至脚跟，整个人成了圆球状，这就是花都赤坭一所二大队在李国明主持下的酷刑。我被反吊着，痛苦异常，威胁要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要求写“三书”（悔过书、保证书、揭批书）。这种吊绑直至我差点休克，双臂膀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松绑下来时，我完全感受不到手在哪里，双手举直不会自动放下来，至今仍留有皮肤拉裂成类似妊娠纹的裂纹。李国明当时强迫我点火烧法轮功图片，并凶恶的说，现在将你烧书的图片发上明慧网上去，让全世界人知道你成了叛徒，让法轮功的人收拾你！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精神摧残之下，我几近崩溃，处于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这种精神上的摧残折磨，远胜于肉体上的伤害，我常常在半夜惊醒、失眠。如果不是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在内心支撑着我，我也许因此而对社会产生愤懑会用各种方式报复社会，或者放弃与人为善做好人的理念，从而变成自私自利的人。我母亲在劳教所见到我时，看见我的样子，不停的哭，对她形成了长期的伤害。酷刑之后，二大队举行多次100人以上的揭批大会，在会场上张贴污蔑法轮功的大字报，强迫要求我悔过，与文革时的批斗会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在肉体上消灭”、“在经济上截断”、“在名誉上搞臭”政策在我身上真实的体现。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赤坭劳教所释放后，我长期被街道、居委、派出所以慰问的各种形式进行定期监控、骚扰，对家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与精神伤害。我父母亲经常睡不着觉，无法接受我非法劳教服刑后为什么仍要被定期监控，担心我再次被关押。我要求街道派出所等部门，对此骚扰行为作出合法的解释，但他们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要求。我说，你们需拿出法律上的条文通知之类的文件来，哪怕是传唤证也行，但他们说没有。这种赤裸裸的公然违法行为。

被囚洗脑班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在家楼下被徐青松为首的一伙便衣恶警卡住脖子，按在地上，差点窒息，被强行绑架至谭岗洗脑班，进行三个多月的精神摧残、囚禁。

遭巨大经济损失

二零零零年底至二零零二年七月，由于所在户口派出所、街道施加压力，被各种借口的监控，要求写保证书等，上班的公司受到严重影响，被迫流离失所。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来源，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生活压力。按我年薪十万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二十多万元。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绑架到洗脑班三个月，我的生意损失数额达二百八十万元。我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股东之一，正在负责白云区一个商业项目楼盘的独家销售代理策划，由我主导策划案的执行。二十多个员工突然无人主持工作，联系不上我，许多工作完全中断。发展商以此为由，拖欠我公司应得的成交二千多万元的佣金，官司诉讼至广州市中级法院。发展商说我主动失踪，影响了销售及项目的进度，为了辩解我被绑架的事实，我找到街道综治办要求提供一份我被关押在谭岗洗脑班的证明，但至今未果。我对街道负责人讲，我就算是拘留也得有拘留证，我被绑架三个多月却一张证明都拿不出，难怪发展商说我是有意失踪，让我百口难辩。我甚至无法向公司内部交待，无法向其他项目关联的客户讲明自己突然人间蒸发的缘由，成了诚信缺失不可靠的人。我在谭岗洗脑班不能自由大小便，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带、VCD，强迫要求抄写批判法轮功的资料，囚禁在小屋里，接受二十四小时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