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是一名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教师,1996年与母亲一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17年的修炼路,沐浴着师父的慈悲,领悟了大法的超常。
一、修大法改变人生观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认为人生不能碌碌无为,希望自己在哪里都受到别人的重视和欣赏。因此,我从小学到研究生都很努力,学习能力和成绩也比较突出。一直在老师、家长的赞扬声中成长。在我所经历的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才能和业务也有较高的评价,自然我对评先進、提职称和涨工资这些既得利益也很在乎。虽然如此,但我内心并不充实,甚至很压抑。在工作上争强好胜,追求完美,实际上是怕自己失败、丢名,结果心理压力很大。经常失眠、头痛、上课紧张、中气不足、活得很苦很累,当时三十多岁的我看起来就象五十多岁的人。人生为何?在修炼之前我是既糊涂又茫然。当我第一次拜读《转法轮》时,书中的道理立刻吸引了我,我一口气看下去,只觉得醍醐灌顶,神清气爽。尤其是书中这句话颠覆了我作为常人对生命及人生的看法:“这个宇宙就有这么个理,你要返本归真的时候,人家就会帮你,他认为人的生命就是应该往回返的,而不是应该在常人中的。”“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地,就唯有修炼!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1]我初步懂得了生命的根源在哪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人生的目地绝不是为了名利。
由于我能够接受师父阐述的法理,在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看师父讲法录像时,师父就为我清理了思想和身体。对人生的看法转变后,我在工作上仍然努力敬业,但名利心淡了,刻意表现、追求好评的压力没有了。同时多年的走路喘气、说话中气不足、头痛等病一扫而光,当时强烈的感受就是身心愉快。修炼前,我只能上半天的课,就觉得有气无力,话也不想说,饭也吃不下。修炼后,有一次我竟然连续上了三天半的课(中间还应学生要求没有课间休息),也不感到累,嗓子也不哑(上大学之前就检查有咽炎)。还有上课紧张的毛病,一方面是执著自我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心脏的问题。学大法后,明白“无求而自得”的道理,心里放松了,同时师父从身体上给我去掉了紧张的物质,使我无论面对什么身份的学员上课都不再有紧张感,讲课的效果比以前更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想利用课堂讲真相而为我创造的条件。
二、将讲真相作为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共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我和母亲那段时间几乎是彻夜难眠,在思考和选择。由于我经历过“文革”和“六四”,母亲是离休干部,亲历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深知中共的邪性。我们认为: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修心向善、做个好人没有错; 北京“4.25”法轮功万人上访没有错,是公民的权利;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打压是中共“唯我独尊”的极端变态表现。我和母亲决心坚修到底,永不放弃。于是,我们一开始就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的熟人解释(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讲真相,只认为应该向人们解释清楚,免得轻信邪党谎言)。我和母亲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大法如何好,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打压迫害是国家违法行为,同时揭穿新闻报道中的谎言。所以,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也不附和中共媒体的舆论批判。不仅如此,亲朋好友中还有不少人抱着好奇心借《转法轮》看,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由于群众不起劲,中共又制造了2001年初的自焚伪案,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就送《伪火》和《风雨天地行》的光盘给大家。我读研究生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精通法律的专家、学者。在一次师生聚会时,我将一套关于法轮功真相的光盘送给一位宪法学教授,当时他说:我又不信这个。我说:你不信,但您是宪法学专家,应当知道捍卫别人信仰的权利,您了解一下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违宪灾难吧。他接受了光盘。2004年《九评》问世和“大纪元”发表三退公告,我和母亲又送《九评》,并劝亲朋好友、单位的同事、领导三退。
与此同时,我也利用课堂讲真相。我给自己上课确立了八字原则,即“正念、理性、慈悲、智慧”,每次上课之前都默想一遍并求师父加持弟子讲真相顺利,而且精心设计切入点和准备案例。有时直接讲,有时点到为止,有时以弦外之音引发思考。比如:我在讲民法关于人身权中的健康权时,我就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公民的健康权利包括选择健康方式的自由。即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理特点和喜好,自由选择强身健体的方式。比如可以参加体育锻炼、跳舞、打太极拳,也可以练气功,所以政府禁止公民炼法轮功,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公民健康权利的干涉和侵犯。在讲课中用法轮功案例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我的体会是:只要没有怕心,讲得自然、举例贴切、分析严密、论理到位,学生还是接受和认同的。
除此之外,我和母亲还利用旅游之机讲真相。2011年我们去台湾旅游时,在台湾同修讲真相点上,大陆随团的领队叫大家不要接真相传单,吓唬大家回去后会如何如何。我和母亲就单独给台湾导游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台湾导游明白真相后,不但不阻止大家看真相接传单,还帮我们拿同修制作的“真相笔”。旅行团中有人提出:“为什么法轮功这样摆摊设点,台湾政府不管呢?”我就私下给台湾导游说:“你告诉大陆同胞,在台湾,法律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禁止,法轮功团体就可以向法院提起政府违宪诉讼。”台湾导游果然在旅途中,趁大陆领队睡觉之机,向旅行团所有的人转述了这个话。对比之下,大家可以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有个认识。
三、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
我父亲十几年前去世后,我便陪母亲一起住。我们是同修,共同语言很多,但是矛盾也不少。在我2010年退休之前,母亲修炼得非常精進,三件事做得也比我好。有三次很大的病业关,母亲都能够放下生死正念闯过去,因此,那个阶段母亲身心愉快,修炼状态很好。而我的个人修炼却因为各种人心的阻碍提高很慢。由于修炼层次的差距,我经常因为小事与母亲争论或者争吵。父亲在世时我们家庭环境就比较民主,父母对我们子女比较宽容,加之我在父母眼里是个有头脑有主见的孩子,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养成了我在姊妹中傲气强势的性格,典型的表现就是好争正确、好指责别人。修炼之后,也知道应该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是当自己得理的时候,往往还是以常人的境界和心态对待别人。在与母亲发生矛盾时,我还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对母亲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了多年,那些独居老太太都很羡慕母亲,母亲太不知足了。然而母亲却埋怨我对她说话尖刻、得理不饶人等等。更奇怪的是,我经常见到母亲喜欢吃的东西就买回来,却往往遭到母亲的挑剔和怀疑,往往这时候火憋不住了。其实我不明白这正是自己要过的关和难。我甚至气恨地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分开,如果我一直与你在一起,我恐怕修不出来。母亲听了只是流泪。我的意思是:母亲总是挑战我的忍耐极限,而我总是忍不了,这样我就修不了。就是师父批评的那种只想修别人不想修自己的心理状态。也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不好的心,便安排我兄弟邀请母亲去国外探亲。我当时还有一种解脱感,心想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实际上是用避开矛盾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谁知母亲刚走一个月,我就特别思念母亲,想到我们一同走入大法修炼,一起学法炼功,一道洪法讲真相的日子,再想到我对母亲的怨恨,我流下了内疚和悔恨的眼泪。而母亲也因为没有人一起学法交流而想念我。经常给我打电话,想回国。我知道这是师父为了去我的心,让我与母亲分离,点化我要珍惜同修缘,冷静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便在师父像前忏悔和发誓:我一定将矛盾作为提高自己心性的环境,我一定要修成。
师父看到我的决心,又安排母亲回国。见到分别一年多的母亲,我百感交集,而母亲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是她的腿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二是记忆力出现衰退的假相,如五套功法的动作和正念口诀记不全;学法有些字不认识了,连小学生都会读的简单字也读错;最后发展到记不起自己何时走入大法修炼以及修炼的过程了,唯一记得师父的名字,炼的是法轮功。我心里既难过又不解,刚开始还怪母亲是不是与常人混久了,心性掉下去了,但马上又想到埋怨指责不是善,应该帮助母亲从新走回来,修炼如初。同时,母亲的状况是不是针对我的执著和问题来的呢?比如,我在学法上过去不如母亲抓得紧、母亲向来学法读出声;而我觉得读法累,只是默看。现在我们每天必须共同学法,而且由我来读法(给母亲听录音,但两个播放器都坏了,对我是点化),读了一段时间我不再觉得累了。
还有母亲不记得发正念的手势,我一遍又一遍的教她,但她仍然记不住,搞得我身心疲惫,心灰意冷,很想放弃不管了。但又想师父决不会放弃一个弟子,我与母亲同修今世能够得法结缘不容易,我决不放弃。我就为母亲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母亲的邪恶因素。
由于母亲腿不利索,我将她接到我家住(有电梯)。家里装修一新,我平时又很讲究,而母亲却不管这些,经常随地吐东西,而且越提醒她,她好像越故意做;更气人的是她根本不承认是她做的,还说我冤枉她。我有几次忍不住了,大声的吼她,但毫无效果。冷静之后向内找,因为自己有洁癖的执著,有强制别人服从自己意志的心,才搞得大家都难过。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母亲再吐东西,我不再生气,而是捡起来把地板擦干净,并且语气温和的提醒母亲下次吐在盘子里,母亲似乎明白了。有一次,母亲一个晚上尿床三次,忙得我手忙脚乱,我没有发火,向内找,是因为白天接母亲亲戚的电话时,我向她抱怨了照顾母亲的艰辛和无奈,还没有做到坦然面对魔难,所以还要接受考验。当我把负重的心放下之后,不再把照顾母亲看得艰难和委屈时,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出现。
我深知,自己修炼一路走来,有的关过得好,有的关还没有过好,无论在个人修炼和讲真相方面还有不足和差距,自己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珍惜师父给弟子的机会,将最后的路走好。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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