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双眼小学教师高婕（女、现年58岁），由于曾经多种疾病缠身，多年医治无望，1996年5月病入膏肓，在死亡边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从内心做一个好人。经过几个月的修炼，她重获新生，一身的疾病全都神奇地痊愈了，成了一个走路生风、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师生家长好评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高婕女士失去了近九年的人身自由，受尽了中共种种残酷折磨，直到现在对她的迫害还未停止。目前，年近六旬的她依然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流浪的生活。
下面是高婕女士自述她这些年的经历：
一、修大法绝处逢生
我三十三岁就开始患病，病种逐年增多，逐年加重。乙型肝炎几乎全部转为阳性：胃下垂8-9公分，但不能做手术，因我血小板严重减少；慢性肠炎（长期便溏稀），鼻炎（一着凉鼻腔就堵塞，靠口呼吸），咳嗽（一着凉，咳嗽难止，要持续几周），易于感冒，（每月要感冒一两次），头晕（气温越高越严重）；长期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昼夜难以入睡，最后整天能模糊睡两三个小时，甚至连续两三天彻夜不眠；脊椎骨、脚跟底骨质增生，痔疮也很严重。
多年求医，大小医院、中医西医、民医偏方加上多种锻炼方法都无法截窒任何一种疾病的发展。肝脏疼痛时无药可控制，消化功能、排泄功能和吸收功能全部紊乱，尤为严重，早上吃的蛋花、菜叶，一两小时就排泄出来了，连颜色都没变，最后根本就吃不进食，也输不进水。八、九年的病魔，使我大部分时间是请人代课，家里的钱连同所有债券（包括国库券）都打折压在医院里了，学生损失也很大。鉴于此，学校劝我退病休，并预算了每月退休金有120元，我没同意。
就在我躺在床上痛苦的等着死神的降临之际，我母亲（大法弟子）给我传来了大法的福音—法轮功。我反复拜读《转法轮》后，知道这是一本教人向善、如何做一个好人的宝书，是指导人往高层次上修炼的高德大法，就学做动作炼功。经过几周的刻苦炼功和学法的深入，我明白了法轮功即法轮大法是正法，能使人修心向善，道德回升，并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 严格要求自己做个真正的好人。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不断的净化身体。
几周后，我活回来了，是师父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回来，而且迅速康复，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从此以充沛的精力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抓紧时间弥补给学生造成的损失，受到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我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
二、讲真话遭劳教所折磨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公开诋毁和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所有的宣传工具编造谎言、栽赃陷害、污蔑诽谤法轮大法与李洪志师父。我为了向政府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还我师父的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法轮功学员的炼功环境”，1999年12月25日，我依法去北京上访，被乘警劫持到重庆驻京办事处，再由合川国保大队一科恶警兰奇峰接回合川非法拘留15天。兰奇峰与一科科长毛××负责迫害，恶警们抢走了我带的一本《转法轮》和好几百元现金。
2000年2月24日晚上，合川市云门镇派出所所长等非法抄我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光盘和磁带。28日我正在云门镇双眼学校上课，又被云门镇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云门派出所，由彭勇非法审讯后关在长宽高不足1米的楼梯下的角落里，里面同时还关有一法轮功学员陈建华（男）。29日，我与陈被云门警察彭勇等送到合川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里，我坚定信仰“真、善、忍”，坚持炼法轮功，被检察院驻所官员杨××看见后，用长期未用了的老式铁铐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一通宵。同年4月上旬的一天，兰奇峰催促我在劳教书上签字，可是不让我看题目和内容，他骗我说你签了字马上见你丈夫。我就在不知真情的情况下签了字。
4月10日我被劫持到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三中队迫害。在劳教所里我备受非人折磨，长时间站军姿、坐军姿（坐小板凳）；做奴工：穿凉席；整理库房：将竹片（凉席原料）包从屋里全搬出去，再搬进屋从新码放整齐，每包比我身体还重，堆放一层楼高，有时将做好的凉席搬上车，压得我几天直不起腰，累得我精疲力竭。
劳教所常常要查舍搜身，特别是邪党敏感日，恶警强制法轮功学员把衣裤脱光搜，还要做下蹲给恶警看。我和三中队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因抵制搜身侮辱人格和做奴工，被长期关在舍房里限制洗漱和走动，增加包控二至三个。我和一些同修因坚持炼功，常被恶警严丽萍长时间罚站、坐小板凳、夏天夜里罚站在墙边的树荫下喂蚊子，白天恶警艾××罚我顶着烈日绕大操坝跑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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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演示：吊铐 |
我与同修因坚持炼功常被打、被踩、被铐，白天双手铐在双层床上层的铁架上，双脚站在小独凳上不能随便动，晚上铐在上铺上睡。我和同修在诽谤法轮功、毒害世人的大会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时，就会被包控用封口胶封住嘴。一次我和许多同修去擦诽谤大法与师父的黑板报，被一恶人用铁皮撮箕的底角把头盖骨砸凹下去近一厘米深的坑，至今未复原。
又一回，我和另一同修抵制穿劳教服，被恶警教唆的恶人（药教）瞿广慧、王小梅把我们的衣裤扒光撕烂，只留一条裤衩。遇有人来检查，就将我们关到顶楼上藏着。我大声向窗外喊话，被瞿广慧、王小梅将我按在床上用枕头捂住口脸，往头部身上乱打，我差点被捂背气了。三中队大队长许惠芳上顶楼看时，反骂我们不知廉耻。还有其他大法弟子被扒光衣裤后推到房外或坝上去羞辱。
中共的一批特务钻进劳教所妄图“转化”大法弟子，放弃修炼，遭到我和一些同修们的严厉拒绝下他们都没有得逞。就把我等转到一中队去迫害。一次我和许多大法弟子因为炼功，被恶警指使的人心坏的劳教人员用绳索将两手和胳膊反捆在背后，有的还被全身捆绑牢实后推到坝子上让烈日长时间曝晒。
在女教所里遭迫害的法轮大法弟子坚持不放弃信仰的都被延教几个月甚至一年。我被非法延期八个月。我们为了抵制这种非法劳教和延期，集体绝食抗议，无论邪恶采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改变我们的正信。
三、家人遭株连迫害
2001年10月21日，我从劳教所回到家中，镇教办主任叫双眼小学校长不让我上课，美其名曰：你需要好好调整身体。还安排我的丈夫汤仕龙（在同校任教）上班时将我带在一路，整天将我看管。而且我的工资一直是领的60%（做生活费）。
2002年1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合川云门镇派出所所长等突然闯到我的屋里来无证抄家，什么也没抄到，只是在楼下丈夫的姐姐汤仕会家抄到一张真相传单，第二天合川国保大队一科兰奇峰又来非法抄我的家，仍然没抄到任何东西，他们就把汤仕会绑架到合川拘留所，非法拘留迫害后，向家人勒索2000元现金作保证金才放了人回家。那2000元现金说是一年后退还，可至今未还。
两天后，云门镇“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主任杨启龙胁迫派出所警察、镇教办李相生、计生办耿建华、学校校长等十几人，闯进我的院子及家里，欺骗我说镇上找你谈话，我上厕所耿建华都跟着，结果他们把我绑架到云门镇聋哑学校非法拘禁、洗脑迫害。每天3个人看守。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出门，不让我随便接触人。可我的丈夫因邪恶经常来抄家、骚扰，恐吓，妻子经常被抓被关，镇政府、学校经常找她谈话，被扣奖金和一些福利待遇，特别是因我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还被间断的停止过工作，他再也承受不住邪党、政府、学校、社会的压力，而提出与我离婚时，邪党“610”竟然竭力支持，并放我出去办离婚手续，但派有一人跟着。我的家就这样被邪党强权拆散了。
为了抵制各种形式的迫害，2月26日我正念走出了拘禁室。而我的前夫汤仕龙却被邪党认为是假离婚，有支持前妻逃离黑窝的嫌疑。逼着、押着他到我的亲戚家去找我，找了数家亲戚也没找到。此时，学校又正在搞改革，“优化”组合，他将被组合掉，他将面临下岗失业。万般无奈，前夫只好找一个女人结了婚安了家才脱离了干系，好不容易在离家甚远的边远山区联系上一所学校才稳定了工作。而我被迫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这期间，我女儿在重庆石油学校读书，恶人恶警多次突然将她叫出教室进行威胁、恐吓、要挟她说出妈妈的去向，她的行踪被监控，电话被窃听。女儿是在惊恐中完成大学学业的。
四、再次绑架、残忍折磨
2003年6月20日晚上10点多钟，我来到重庆大渡口跃进村一同修租住地才3天，就被大渡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十几个恶人恶警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刘范钦、李章琼。恶警坏人们当时砸烂了防盗门冲进屋，抢走了一万二千多元现金和电脑、打印机、光盘等总价值两万多元的钱财。他们把我们三个同修绑架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各铐在一个房间里，直到第二天把我们直接关进大渡口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们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第三天，四、五个彪形大汉逼着我在他们写好字的纸上签字，我不从，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抓着头发往桌上撞，硬掰开我的手指拖去盖了手印。6月27日上午，看守所里全部搜查舍房搜身，然后报数回舍房，我们没违法，就不报数，我与刘范钦遭到看守所长蒲所长的训斥、打耳光、罚站淋雨。10点多钟，管舍房的恶警刘维友（音）叫来两个就地服刑的男罪犯，把我按在花台上，刘维友用二指多宽一指厚的楠竹块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几十下，等她打累了，才放我进舍房。回房后，同监舍的人看到我的臀部、大小腿布满了紫黑青红的伤痕，欲哭而不敢。
当天12点钟左右，我和刘范钦刚端着饭碗吃饭，又被叫出去，说是办案人员“提讯”，我被关在大渡口看守所第一提讯室非法审问，刘范钦被带出看守所，不知关在什么地方。恶警们自我介绍他们是刘光静（音）、王东陵（音）等。由于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吊铐在提讯室的屋角用钢条与角钢焊接成的切角壁上，踢掉我穿的拖鞋，光着脚，脚跟踩在角钢口上，双手臂分开被斜直吊铐在钢条壁的最高处，如果脚踩平在地上，手铐就越勒越紧，所以脚尖只好踮着；眼前上方吊着几百瓦的电灯铐着。刘光静、王东陵、张林、彭××（他们称政委），杨××和一个从某派出所借来的实习女生张玲（音）每天轮番折磨我持续5天5夜，不准喝水，不准睡觉，不准屙屎屙尿。那时我正值经期，也不许上厕所换卫生巾，这样屎尿血盛满流出卫生巾，流满裤裆裤腿又流在地上。炎热的夏天臭得我难以呼吸，而我的下体则更难受。有时还不给我饭吃。而那些恶警们是由大渡口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波负责送西瓜、饮料、矿泉水等防暑解渴，常躲在隔壁空调室里乘凉。见我稍一合眼，就扇耳光、用书或杂志抽脸、用饮料瓶、矿泉水瓶敲打头部。
大渡口陈局长、国保支队队长文方火和主任华勇都来“审讯”过，得不到所要的结果，就由办案的几个恶警拳打脚踢，任意折磨我。王东陵用塑料袋拧成绳索，一端系在手铐上，拉着另一端往一边用力拽，疼得我的手腕几乎失去知觉，王却说：“我们是虐待狂，你是被虐待狂，我们就是要这样虐待你。”刘光静坐在椅子上用力蹬钢条壁，钢条壁来回弹动，猛烈的撞击我的尾骨、背部和头部，尤其是铐着的手腕象秋千一样荡着，皮快被勒破了，疼痛难忍。刘还恶狠狠的说：“我们是警官，让你也久关，多做你几年，关死你。”
我的双腿肿得象柱头，双脚象面包，肿胀发亮，脚背边沿充血发紫，张林（男）还用竹签（牙签）来刺，说是给我放血，但未遂。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个姓杨的却说：“我们问你你不说，把你打死了，打死还不是打死了，烧了就是，谁也不知道，你们法轮功平反了，我们遭恶报，你还不是先死了。”王东陵还说：“去拿白粉来灌，等她瘾发了自然就会开口。”吊铐了三天三夜后，在我神智不清、视力模糊的情况下恶警头子华勇强行我在他们写好的纸上签了字。
取下了吊铐的双手继续关在提讯室的屋角迫害两天。五天五夜后，我被送回舍房，躺在铺板上，失去了知觉。几天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双手、大小臂、肩部不能动了，剧痛难忍，生活无法自理，所里派了两名在押人员护理。所里的一警员说：“你说法轮功好，现在你把你身体炼好嘛。”我忍着剧痛，坚持炼了两三个星期的功，身体开始恢复。可是，还没有恢复到一半，7月28日看守所又搜舍，我又被恶警刘维友打了好几十大板，我的臀部、大小腿新伤盖旧伤，很难找到巴掌大的完肤。那真是遍体鳞伤。这之前，我还因不配合照相，被所内恶警李×叫所内男服刑犯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未糊水泥砖墙上乱撞。
由于我身体多次受到残酷的摧残，血压升至198/100，心律严重不齐，腿脚长期浮肿，妇科也出现严重病状：每到经期常常是流量过多而蹲在厕所起不来，冬天晚上，大尿桶半桶尿水被染得鲜红，且桶底部结有寸多厚的血块。
后来，我们三人被关在同一舍房里，才知道刘范钦被迫害的更惨烈。我们要举报和控告大渡口区国保大队的警察刘光静、王东陵、张林、彭政委、杨××和警察李轲、谭旭、胡彬、黄小月（女）等在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波等人的指使下，在公安分局主任华勇、国保支队长文方火现场指挥下对我们酷刑逼供致伤致残（刘范钦两肩关节因高难度吊铐拉纤而脱位，已萎缩，无法复位，）和看守所的恶警刘维友两次打人致伤，他们执法犯法的行径。可是所里故意把纸笔收光，也不准买。向他们借也不给。我们只好集体绝水绝食，三天后才争取到买了纸笔，可是我们给检察院、法院、市委、市人大写的举报信等全部被看守所警察张利（音）交给了那个陈波副局长，被扣押了或被退回。我们又要求面见了驻所检察官胥××向他反映了以上的情况，胥检察官说要调查核实此事，可不久胥就被调走了。
五、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继续遭摧残
2004年3月，大渡口区法院对我、刘范钦等三人非法庭审，我们三人在庭上陈述了我们修炼‘真善忍’无罪，信仰合法，没有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丝毫利益，而我们在大渡口租住房里才三～五天，只是在家里学法炼功，连门都没出，就被恶警们抢劫财物，绑架了我们，关在看守所里遭到办案恶警等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致伤致残的事实。
公安警察对我们酷刑迫害致伤致残，已经构成《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也理应得到治疗和赔偿。但是，为了掩盖真相、逃避罪责，公、检、法、司公然践踏法律，把我们非法判刑入狱，他们在“610”的胁迫下置法律而不顾，冤判刘范钦9年，我5年，李章琼4年。企图利用漫长的刑期和监狱封闭的邪恶环境，把刘范钦拖死在监狱灭口销毁证据，从而掩盖公安警察的“故意伤害罪”和检察院“渎职枉法包庇罪” 对此，我们先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写了三封上诉信。可是，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仍然裁定维持原判，进而下达了“入监执行通知书”。
由于邪恶的残酷折磨，导致刘范钦双臂残废，我虽双手臂开始恢复，但血压持高不降，心脏病状明显，肾脏、妇科状况时好时坏。我们两人都是送去监狱几次被拒收。后来，大渡口看守所护送医生田贵海直接打电话请示市“610办公室”，“610”强权胁迫监狱收下了我，当然双方还进行了金钱交易才谈妥的。刘范钦被送了五次，在次年8月才送脱。
我被入监后，恶警们强行洗脑，昼夜四个罪犯夹控，长期罚坐小板凳，白天耳朵被强行灌诬陷、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声音。晚上强行看遭殃新闻，每次洗漱包括洗澡洗衣被都在10—15分钟内，大便不让解完就催出厕；不报数、不打报告就不让上厕所和不许买日用品（包括卷纸肥皂等）。
最为阴毒的是把法轮功学员折磨得差不多了，就送监狱办的洗脑班，强制“转化”，两个恶警李小娟和徐永红，在那里督阵，由四、五个邪悟者协助邪恶主导诱骗、“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她们时而神神秘秘的样子，让你看一两段新经文，表面上在对照法去谈，实质上让你迷糊，导入邪悟，达到她们“转化”你的目的，如果你不理它排斥它，反驳抵制它，恶警邪悟者们一起上，狂轰滥炸。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在这种欺骗、威胁、高压与各种折磨下被所谓“转化”的。
我被所谓的“转化”后，分到老弱监区二组，被迫做奴工：每月要转运煤和陶瓷珠子（用来穿椅子坐垫的），每袋货百余斤，从大门外二、三十米处扛着上坡进大门越过大操坝上二楼堆放，卸一次货要扛五六包。我被摧残得如此虚弱的身体（七十多斤，血压和心脏都是问题）扛一趟都极度的艰难。我常常不是被压趴下，就是货袋滑落在地上再也扛不起来，只好用空袋子分装多运几次，主管恶警还常常骂我消极怠工。每天的劳动任务要穿两张靠背椅坐垫，跟年轻人的和同年龄段身体健康的罪犯同样多。我被吊铐伤残后的手常处于麻木僵硬状态，高血压、心脏、肾脏与妇科病情有增无减，完成工作量极艰难，完不成晚上就加班，做完才收工。
我意识到“转化”是错的，在参与一些活动时，或写总结、汇报中就不配合，有机会还接近其他同修。张监区长就把我安插到杀人犯与疯子组，吃住劳动都和她们在一起。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精神正常的犯人隔离，没疯的杀人犯护监坐牢已坐疯了的杀人犯，轻微的疯子无规律的说唱打闹跑跳，严重的随时都有可能打人骂人。我白天被安排在说唱笑不止，有时还打人、咬人的肖素华同桌同方劳动，晚上在距离严重精神病罪犯最近的铺位就寝，时时提心吊胆，常常夜不敢眠。平时都有公开的和暗中的两种人（都是杀人犯）包控。公开包控的1—2人，劳动任务减半，暗中监控的人（不知有几）是得奖分，包控人之间互相检举包控不到位的。如果我主动帮助别人或与他人讲了话，就要被恶警涂芯责骂、罚站。
我在这样超负荷的繁重劳动和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下，又不能炼功调整身体，血压多次上升至220/125甚至更高，心律严重不齐，出现心脏和大脑缺氧缺血，经期流量过多。2008年5月出现大出血，人开始虚脱。监区派人用板车送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姓赵的狱医（20多岁）给我取环，她听介绍我是大法弟子，虽“转化”但仍坚定自己的信仰，就不顾我的死活，用镊子在我的子宫里乱捣乱扯，流了很多很多血，痛得我差点昏过去。我说，我再也坚持不了了，不取环了。住了两周的院，过程中一直躺在铺上很少动，一动就流血。
血还没有完全止住就出院了。我已严重虚脱，全身无力，连坐都坐不住。可回到监区，涂芯又叫我出工，我想请假休息两天，可恶警凃芯说：“监区有规定，医院没出休息证明，不能休息。”我坐不稳只好趴在工作台上。当天劳动任务没完成，晚上，凃芯又罚我在走廊上罚站或坐小凳子。当女儿来看我时，非常惊讶的问：“妈妈，您怎么了，身体这么差？我差点认不出你了。”
这期间，由于我母亲在家里也经常受到当地邪党和“610”的人的骚扰、逼问、恐吓，又知道一些我被迫害的惨烈情况，既惊恐又悲伤，天天盼望女儿能早日回到身边，母亲就在红色恐怖下、在极度悲切与渴望中含冤去世了。
六、又多次迫害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这艰苦的五年，2008年6月20日冤狱期满了，当地的“610”主任刁明云、综治办的高群、派出所的汪学军等直接将我送到重庆市渝北区鹿山村望乡台洗脑班迫害。
我绝水四天，身体出现虚脱，才争取打了电话。家里人了解到我被劫持到重庆市渝北区鹿山村望乡台度假村洗脑班，说是要去见我，合川区的和云门镇的邪恶8月7日晚上又将我秘密转移到一个不知名的山湾里一个封闭式的院子里迫害。在出狱3个多月后，因邪恶的迫害，9月24日中午，使我大脑和心脏缺氧，血压陡升，大脑血管和耳根周围血管发胀，胀得难受，脸耳通红，双腿浮肿，人有些坐卧不定，那些看守人员看见此状上报后，政法委的头头叫来了急救中心的医生进行体检后，他们决定立即送我回家。云门镇“610”的刁云明，武装部长和派出所的人把我接到云门镇派出所，安排弟弟高红专（教师）接回他家中。
由于多年的折磨和迫害，使我身体极度的虚弱，面色苍老，视力模糊，头发掉了很多且大片大片白了。邪党迫害了我和我的直系亲人（丈夫和女儿），把我的家庭给拆散了。现在又来迫害我的弟弟 。“610”的、教办的、学校的头叫弟弟配合，停了工作把我守住，不让我自由外出，有情况要向上级汇报，弟弟在强权下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无可奈何的答应了与他们配合。
我住在弟弟家中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有的试探我是否在家，有的只拨通不讲话。我在弟弟家中天天坚持炼功学法，身体恢复得很快。我在2009年年初去找单位镇教办恢复工作，教办的人说我已被非法开除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生活上没有解决分文，我去找派出所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派出所的汪学军说无法解决，叫我去找镇政府。我找到镇邪党书记刘世国和镇长袁晓钦，给他们讲修炼大法对自身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亲身体验的事实，讲了自己被迫害八年多造成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法轮功没有错，我们是被冤枉的，开除我的工作是错误的、非法的。可袁晓钦却邪恶的说：“我一听法轮功就发火。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有手有脚，自己去找工作，想办法。”而刘世国更是恶毒的咆哮：“你们是社会的渣滓。今晚再炼法轮功，我明天又叫你失去自由。”我没有跟他们斗气，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我为了信念，为了生存，为了衣食住行，我拖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出去投奔亲朋好友借钱吃饭，找工作。然而镇上的“610”发现我离开了云门镇，非常恐慌，出动大队人马，押着弟弟高红专打电话询问亲戚家，到重庆去找，最后他们在重庆一家医院查到了与我同姓名的人挂过号，才悻悻的返回。可他们仍没有放松，常常打电话追问逼问我的女儿，干扰女儿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2010年正月初八，我打工耍年假，回家探望八十多岁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在合川区瑞山路街上被邪党派的特务跟踪，直跟踪我到合川下什字站，云门镇综治办（610）主任刁云明与派出所的等四、五个大汉把我拖下客车又硬推塞进他们的黑车里拉到云门镇派出所。他们通知来了合川区公安局一科的唐元贵。和区“610”主任陈德新、王利兵等和云门镇综治办的主任赵高斌、杨宗萍、云门社区治安主任郑万志等一二十人围着我轮番“审问”，我说：“我没有违法，你们非法开除了我的工职，拆散我的家庭，不解决我的衣食住行问题，我自己去找工作谋生，回家探望老人，看望亲人错在哪里？你们这是剥夺人的生存权。我信仰‘真善忍’是合法的。你们迫害我是在犯罪。”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正念走出了派出所。为了生存，我又出去四处奔波。
2011年6月15日上午8点多钟，云门镇云龙社区办事处邪党书记陈玉霞骗我去盖章办低保。我到了办事处盖完章本只需三四分钟时间，可陈玉霞，郑万志和王德雄等故意拖延时间并紧紧缠住不让我离开。9点多钟，我在社区办事处被云门镇610主任赵高斌等伙同区公安局一科唐元贵等几个彪形大汉绑架。那群人冲到我面前问明我就是高婕后抓住我就往他们小车上拖，我不配合，大声说：“我遵纪守法的，你们凭什么抓我？”恶人们说：“跟我们走，到时候再说”，“她不走把她铐起走”。我又大声说：“你们这是抢劫，信仰合法，迫害有罪。”“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世界都知道。”遭到他们打骂。
我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们用铁铐非法强行铐住双手连拖带打，推掀上车绑架走了。围观的群众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场面惊吓呆了。
我被绑架到公安局一科办公室铐在木椅上，被非法“审讯”了整整一天。当我给他们讲真相劝善时，却遭到唐、张的谩骂 。下午5点多钟，他们没有任何凭据，就自己整一套迫害材料将我送去拘留所。由于我被多次且长期迫害，身体非常虚弱，导致出现高血压和心脏病复发，拘留所体检后拒收，又弄到合川区医院复查诊断，结果仍拒收。当晚11点多钟送回当地云门镇。但唐元贵抢走了我的大法书《洪吟》、护身符卡片16张、一本笔记本、一本电话本和一颗私章。
七、非法劳教
2012年上半年我因照顾护理病重的父亲经常在家。6月13日，云门镇“610办公室”的赵高斌、张鸿睿和云门镇云龙社区邪党书记陈玉霞伙同云门镇派出所杜兵等七、八人，闯进我的住所将我从家中拖出塞进他们的车子，开往当地派出所关押。当时他们编借口说：你去年被判所外劳教一年未满，要你去派出所报到。我很惊讶，我从未听说去年被判劳教，也未得到任何通知和口信，我知道是假的，就叫他们拿出证据来看，恶人叫我去派出所看，我不配合。当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再次叫他们拿出证据来看时，他们在电脑上找了几小时也找不出来，根本就没有。
我被关在派出所的几小时中，一拨恶警和张鸿睿几个人强制拖住我的手，打手印， 一拨人破门而入我家抢劫了我的大法书籍5本，2个mp3，2部手机，2个上网卡等私有物品。之后他们就私自整好材料，不让我看也没叫我签字，就强行把我送去拘留所。这次他们是直接送到合川中西医结合医院体检，查处高血压，照心电图，照出心脏有病，但仍然关进拘留所。拘留了9天之后，血压升至200多，仍被强行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才看见劳教书，上面补充了一句2011年7月4日被判劳教1年所外执行的话。
进劳教所后，四大队邪党书记严丽平指使2个吸毒犯（包夹贺小平和包夹组长戴玮）强行将我的衣裤扒光剪烂扔到垃圾箱里，把头发剪的乱七八糟，强制套上所服单独关在三楼的一房间里，由4个吸毒卖淫人员分两班昼夜看守，眼睛不许乱看，只准看墙壁和他们强制看的书，并每天强制坐军姿、站军姿和蹲军姿 。不配合她们就在站军姿时要你两腿间夹一张纸，两手与腿侧要各夹一本书，并在我不注意时从背面踹腿腕一脚，或突然把夹书的手拉开，书或纸掉下来还要延长罚站时间。最难忍受的是蹲军姿。她们一般体罚人规定蹲军姿3-5分钟就要换一次脚，蹲上10-15分钟就要换成坐军姿。可是，她们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罚蹲要10-15分钟才换一次脚，30-40分钟才换成坐军姿。一周下来，双脚底感觉皮肉分裂，半年都难长好。
开始每晚还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少。腿脚肿胀疼痛难忍。每天逼着写思想汇报还要符合她们的要求，哪怕是一个字，如不改过来，就通夜不准睡觉。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我血压更高。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就在集体检查血压时医生问我为何腿脚如此肿胀和血压陡升时，我实话实说了，是因几次昼夜整训没休息而致，被在场的小组主管迫害的恶警朱昱听见了，回到队里，就要我试试通夜不睡觉看血压会不会上升。天天逼着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写背叛师父和大法的话，逼着看诽谤大法的光碟和邪书。不配合就遭体罚，不写“三书”就关进小号由凶恶的吸毒犯任意折磨。恶警们还表彰她们的恶行，给她们加分减刑，给买好吃的鱼肉蛋糖水果等东西鼓励其继续折磨迫害大法弟子。那期间，大法弟子岳春华和张志芬被折磨得九死一生。不成人形。恶警赵媛媛为了“转化”，还跑到我家找到病重的父亲，进行威逼利诱，恐吓，让我父亲配合她们所教的录音录像，然后将父亲有气无力颤抖断续的录音录像拿回劳教所强制让我听，让我看。父亲因悔恨当时的配合，又苦盼女儿早日回家团聚，病情加重，不久（2012年9月）就含冤去世了。
八、迫害一直在持续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为了生活投亲靠友、四处打工，2014年4月间，我正在重庆市人和一同修林阿姨家做保姆不到二十天，25日中午当地五六个恶警坏人闯进林阿姨家进行抢劫，抢走了她许多私有物品，我的手提电脑和几部手机，一个MP3，一个移动硬盘和装有几百元钱的钱包也被抢走了，并将林阿姨和我绑架到人和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将我四肢分别铐在铁椅子上，审讯了半天无果。傍晚通知合川区云门镇“610”的张鸿睿，派出所的唐胜兵等人将我劫持到合川区云门镇太平乡敬老院非法拘禁。他们高薪请来两个彪形协警和三个农妇做包夹，每天24小时监视我。不许上厕所，不许出门，不许换洗，共十七天，最后几天我以绝食的方式制止非法拘禁。绝食4天后，5月12日上午，他们就将我双手反铐，戴上头套推拉拖搡着把我塞进车子，劫持到了由市政法委办的重庆市千竹沟洗脑班。由市政法委的王渝林任迫害处长，主管迫害。手下有郑国伦和两个姓李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黄（女）的5个做“转化”工作的人，还有两个保安。
千竹沟洗脑班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半山腰，是租的歌乐山千竹沟度假村最里边的一幢三层楼房，有十二间关法轮功学员的房间，竹林遮天蔽日，房间里阴森昏暗，阴冷潮湿，霉臭熏人，每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房间里面，由送人区镇的“610”高薪（每人每天100元，据说由财政开支）请来的两人做包夹，每天24小时监视，不许私自出门半步，长期不见天日，吹不进来一丝风，空气一点不流通，夜里铺的、盖的都是潮湿霉烂的棉絮被子。绝大多数包夹都喊受不了，一些人呆了几天就生病了，有的区镇十天、半月就换了几批包夹，包夹们还比较自由，经常可以到户外透气、散步、爬山、逛城市。而不许法轮功学员炼功，不许背法，整天放构陷、栽赃、攻击、诽谤、诋毁大法和师父的毒片强制给学员洗脑。
刚开始时，恶人放一些构陷、栽赃、攻击、诽谤大法和师父的碟片给学员看，学员都抵制，不配合。过两三天他们就换招了，放些表面揭露社会阴暗面并予以批判斥责，暗地维护邪党的碟片如蔡朝东的演讲（1 2 3张）碟子给法轮功学员看，使你觉得他们没有提法轮功的事情，还有胆识和正义感，就接受看了，从而放松警惕，减弱了正念，诱骗你上当。紧接着放蔡朝东的第4张和其它的一些毒碟直接做“转化”工作，明火执仗、单刀直入地攻击诽谤诋毁大法和师父。他们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从早上六七点开始看污蔑大法的毒碟片，并将声音开到较大分贝，连楼外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有的甚至要放到晚上十一、二点钟。
如果法轮功学员七八天还没有配合“洗脑”学习，经常要被叫到小会议室遭一群“转化”者围攻、谩骂、凶吼、恐吓，强迫听他们读诽谤大法的书和看他们的碟片，回答他们的问话，折磨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放回房间睡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使学员长期处于神智不清，精神恍惚的状态。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身体出现严重病况，起不了床。他们不但不送去医院救治，反而还说：是为了抗拒“学习”“转化”而装病。除非等病得要死了才送去医院，不会让你死在“学习班”；真死了也没什么，花点火葬费烧了就是，不死的你还不转化，再关一年半载或看守所去做你“劳改”，判刑送监狱。
有的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去探望，他们以“此人表现不好”为由不许见。他们还强迫法轮功学员用恶毒的语言词句写诋毁大法诽谤师父歌功恶党的东西。如果有学员被迫违心写了所谓“转化”的东西，还要被押回家看着他们抢走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有物品再一同回到洗脑班，并威逼学员出卖和其有往来的同修，还要逼迫学员在“出班仪式”上公开宣读被迫写的所谓“转化”的东西，才放他（她）回家。
我被迫违心的写了不该的东西后，洗脑班头目王渝林和合川政法委的人、云门镇“610”的人承诺要给我办社保恢复低保，解决住房问题。结果到了7月23日出“洗脑班“那天，我原本要回家照顾做了胃切除手术的弟弟，可云门镇 “610”的张鸿睿、高群和派出所的唐××三人将我押送到远在杭州的女儿处，并偷拍了我母女俩的照片，女儿对此非法行为非常气愤。不法人员还想扣押我的身份证。8月份，“610”的张鸿睿给我女儿发短信叫我写低保申请，我写好发给他了。可是，等到10月下旬都没有音信。我回到镇上亲自去办低保，可张鸿睿却说：你要把你最近去哪里的情况写给我们才给你办，否则就不办。中共邪党的恶霸嘴脸真是无处不暴露。
我是遵纪守法的自由公民，为什么要这样不公的对待我？因为它们对大法弟子根本就不讲什么法律。目前，我依然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流浪，饥寒交迫的生活。恳请海内外有识之士，给予中共邪党正义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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