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修炼者赵明走进共产党的铁掌之中，是为了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不公平)对待。他在两年之后才从中国的劳教所里出来，在那里，他每天都受到酷刑，挨打和被迫洗脑。
中国团河劳教所的这个房子是空的，因此附近没有人能听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当赵明走进那间房子里时，他非常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6个警察站在他面前，每人手上拿着24英寸长的用于电击的电棍。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有一块板，可以把人的头，手，脚及臀部捆起来。这是一个夜晚，赵明已经有两天被迫不睡觉了，他们用不停地打他，踢他，用浇冷水的办法不许他睡觉。当电棍的头端电击赵明的头，脖子，肩，肚子和大腿时，屋子里充满了电火花发出的响声。但是赵明没有喊叫。他决定用沉默来对抗邪恶在这一小时中的迫害。
“其中的一个警察非常“奸诈”，他能同时用两根电棍电击我的胸部，因此全身的每一处全部都在电击下。我的口变得干燥，呼吸急迫，一条大腿痉挛起来。我想如果我能够死去会更好，经历死要比这还容易。”赵明说。
这件事发生在7个月之前。现在，这个31岁的中国人在哥本哈根讲述他在中国劳教所里22个月的经历。在中国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通过酷刑的问题被暴光出来，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上周在欧亚之间举行的欧亚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谈论此问题的)场合。
事实上赵明只想在他的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他在与中国的体系抗争，因为法轮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法轮功是我的生活中的真缔。我们只是想做好人---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意向。我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生活。”他说。
没收了他的护照
赵明在长春市出生及成长，这是在北京西北方向850公里的城市。他在学校里学习很好，在22岁时毕业于中国的第一流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得到了学位。此后，他在一个软件公司里工作了5年。然后于1999年3月，他来到爱尔兰，在爱尔兰的大学里继续他的学业。
在1999年圣诞节期间，他进入共产党的领地去对当局投诉。他走到一个北京的“上访局”的办公室，在那里，中国人可以对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向国家抱怨。赵明走进去，反映1999年7月法轮功被取缔是错误的。从那时开始，官方就对这个打坐团体的修炼人进行迫害。
他主动地交出了护照和身份证，以便得到上访的表格。几小时后，他被送到审讯处，在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他在以后两年中所受到的滋味。他被愤怒的警察们扔起来，打他的头部。
“我一直在解释我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他们就是以此为原因打我的，当然这无济于事。”赵明说。
经过审讯后，他被用火车遣送回家乡。在那里他受到了更多的审讯，然后他被释放了，但没有还给他护照。最后他来到北京，在那里的街头发法轮功的传单。
从未经过法律审判
他一直在做这件事，直到2000年5月13日，他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在一间学生宿舍里，突然八名警察冲了进来，把他们押进不同的警车里。在警察局，他被告知以“扰乱社会秩序”而逮捕。
随后是许多次粗暴的审讯。一个月后，赵明开始了18天的绝食。然后他被告知将被送到劳教所。没有任何法律审判或诉讼。根据赵明所说，进行劳教在中国是一种行政决定。
最后他被送到团河劳教所，一个以洗脑而著名的地方。这是在北京郊区的劳教所，关了有1000人左右。赵明被迫参加劳教所里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学习班，他们必须看反法轮功的录像，大声地读反法轮功的书，然后在监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经常要持续到早上2点到4点。也就是说，赵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晚上不能睡觉。
在洗脑期间，在监管人员的指使下，赵明会受到同监的犯人的毒打。有一次，他被10个犯人毒打，事后有五天不能行走。有时他也被迫每天站立20小时，一连好多天，或者蹲着很多小时。同时还有电击酷刑。这造成了他永久性的伤害。他的小腿到脚后跟没有知觉，他感觉不到自己是否穿鞋或穿袜子。
精神折磨
在爱尔兰，对他的关注在日益增长。在爱尔兰总理及其他人所施加的国际压力下，今年3月他被释放。很快他回到了爱尔兰。虽然他的身体自由了，但精神上仍然没有恢复。在2002年3月在团河的一间空房子里他受到电击酷刑后，赵明被打垮，他签了字，表示放弃法轮功。
“我现在很后悔。但那时我不能够清醒地思考，我感到我不能够在这次酷刑后活过来。这是精神强奸迫使我签的字。事实上这比肉体的暴力更坏。因为我现在清醒地意识到，我签了违背我意愿的东西。在这些污点没有解决之前，我的心灵将不会完整。”赵明说。他希望丹麦人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在西方社会，有人认为，我们在中国遭受到很坏的对待，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被毫无任何理由地判决受酷刑，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中国的制度是没有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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