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至大至刚

【圆明网】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邹国人，他著有《孟子》一书。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配义与道”，这是一种充满正义、充满仁义道德的正气。孟子一生倡导仁政，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就是源自于他所拥有的浩然正气。

孟子重视道德修养，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如果人人都能够保有善良并且提高自己的修养，那么“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弘扬仁义之道。孟子到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宣讲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仁德与王道，受到魏惠王等的礼遇，被齐宣王拜为上卿，劝说他们施行仁政，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以下是他劝善的几个故事。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 ‘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他国君的人，往往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拥有国家的十分之一，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西汉司马迁每读到这个故事，常常感叹不已地说，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再看今天的中国，当局强调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正是要把全民族一味的引向物质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的境地，却完全抛弃了仁义道德，所以中国社会今天的一切乱象皆源于此啊。

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两次来到齐国劝齐王行仁政而不被采纳。孟子第二次离开齐国时，齐国的尹士对孟子的学生高子说：“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却还是到齐国来，就是为了期求好处。不远千里地来见齐王，不相投合而离开，却在昼邑住了三夜才走，这样滞留是为了什么？我对孟子的行为很不赞同。”高子把这番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尹士哪里会知道我的想法呢？千里迢迢地来向齐王阐述王道，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劝谏没有成功而离开，难道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是不得已罢了。我住了三夜才离开昼邑，在我心里还是觉得太快了，心想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等到离开了昼邑，齐王没有派人追我回去，我这才毅然下定决心走。我虽然这么做了，却并不肯舍弃齐王啊，因为齐王还是完全可以行善政的。齐王如果行善政，那岂只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安宁，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宁。我天天期望着他能改变啊！”尹士听了这话，说：“我真是个小人啊。”

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再一次赶到了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齐宣王说：“讲的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

孟子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哪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罢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武？《诗经》上说：‘文王勃然发怒，整军备武保护莒国，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孟子接着说：“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减轻赋税，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们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这时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使用勇武，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们会箪食壶浆来迎接您，期盼离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齐宣王点头称是。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最终使他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齐国得到了大治，百姓们都非常感谢孟子的恩德。

　　　　　　　　　　　
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这是仁人的原则。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然而他坚持弘扬道义，认为衡量人的标准不是富贵贫贱，而是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他认为君子应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而使其归于天理正道，这也正是劝善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