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一中学教师赵娟,现年四十九岁,一九九五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严重神经衰弱好了,十多年的胃病、一口凉水都不敢喝的毛病也荡然无存了。法轮大法教会了她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从此身体健康了,心胸也更宽广了,业余时间经常无偿的为差生补课,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她的课曾多次在省、市获奖,是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后,赵娟女士屡遭迫害,九次被绑架、四次被非法劳教,于二零一二年十月被秘密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期间遭受关禁闭、坐小凳、不让睡觉、脱光衣服安检等迫害,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生命垂危时放回。严重的摧残导致赵娟回到家很长时间,身体依然没有完全恢复,记忆力的严重减退,反应迟钝。不止是她这样,一起被迫害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也如此。
赵娟女士还曾经无数次被骚扰,被单位调离原教师岗位(在学校的电教学仪器管理中心做与自己所学无关的辅助工作),原本和她感情非常好的丈夫在压力下被迫离婚离她而去。
一、做客遭绑架、劳教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被迫流离失所到佳木斯的赵娟,在朋友家做客时被佳木斯市安全局、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绑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同时被绑架的有刘丽杰、项晓波、王英霞、任淑贤、张淑英、崔秀云共七人。为抵制这种无理行径,赵娟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不法警察们竟荒唐的把佳木斯地区的一个60岁叫陈秀玲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安在了四十多岁的赵娟身上,还暗中叫看守所的女警和同监室的犯人套赵娟的真实身份。
在看守所,每天两顿饭,吃的是梆梆硬的窝窝头,和没有几个菜叶的白菜汤,下午饭吃得比较早,没等晚上睡觉就早早饿了,几乎是半绝食状态。赵娟牙痛,半边脸都肿起来了,窝头碰到牙就钻心的痛,无法咀嚼,胃病也犯了。监室的其他犯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东西吃,才能吃饱。赵娟对所长说:伙食是有标准的,不应该吃这个。所长心虚,决定凡是有法轮功学员的监室给一盒盒饭,就这样三个法轮功学员吃一盒盒饭,其他犯人还是依旧。
为抵制非法关押,赵娟和任淑贤绝食抗议,赵娟心脏出现异常,包间女警李彩芳觉得影响了她的业绩,气急败坏,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她认为是任淑贤带头绝食,借不配合照相,对任淑贤又踢又打,绝食的第一天就强行给任淑贤灌食、给赵娟打针。
在佳木斯地区和赵娟同一时间被绑架的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七十几岁的老人和几岁的孩子,有的当时就被迫害进医院抢救。一个月后,有七人被送往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其中包括被随意安了名字的赵娟。绑架到劳教所后要体检。当时赵娟出现心脏不适、抽搐躺在地上,后给她抬到心电室,做了心电,说没有事,草草了事,也没有做进一步检查,最后导致赵娟因突发心脏病出现生命危险。任淑贤和张淑英因不配合,干脆没有体检都强行留下。
赵娟等被非法劳教后,国内外正义人士的强烈呼吁和律师、家属继续营救。劳教所不但不醒悟,还对法轮功学员们进行了精神和肉体双重迫害,其中赵娟被迫害的严重心脏病,医院通知需要马上手术才不得不将她“所外”;项小波一个多月就被迫害精神失常;任淑贤和张淑英也被迫害的到哈尔滨第二医院住过院,王英霞和崔秀云多次到二院就诊,刘立杰也出现心脏不适。高压迫害还导致她们有的出现幻觉、精神恍惚;有的暂时性失忆,多人出现记忆力减退等。
二、强制单独隔离坐板三个半月
一进劳教所,恶警就把赵娟她们七个人每人一个房间分别全封闭隔离。屋里只有床、便桶、桌子和小板凳,一个“包夹”,门窗关得紧紧的,不许趴门,不能靠近窗户,除了洗漱不让出屋,出去洗漱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去,不让见面。如果哪个屋发生什么情况或要严管,洗漱也不能出屋了。
每天面对的是空荡荡、没有生机的四壁和专门负责监视打小汇报的“包夹”。早晨5点起床开始坐小板凳,一直到晚上10点,中午不让休息,累了只能在地上溜达,不能上床。长期的坐小板凳,赵娟的屁股坐坏了,只能一半坐在凳上,一边悬空,两边来回换着坐,为了少坐小凳,只能在地上走,脚上磨起了脚鸡眼,痛的走不了,坐又坐不下。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背痛、筋疲力尽,特别到了晚上,恨不能早点睡觉,但要一分一秒的熬,不到10点不让睡。因为没有表,有时也不知坐到几点。有一次警察于坤在走廊和别的警察偷偷地说,昨晚让她们坐到11点多。对于不配合的,有的甚至强迫坐到12点。天天如此,疲倦的身体已经承受到了极限。
因为赵娟没报名,恶警为了立功,一定要赵娟说,再加上不问好,不穿号服,每天警察轮番进来“谈话”。恶警王海英和路博雅说,今天再不配合就坐到晚上12点,把行李拿走,睡光板,这是大队定的,把赵娟的衣服也扔到了地上。
同时也经常听到从走廊传来别的屋法轮功学员被呵斥的声音。项小波就是在隔壁那屋被迫害致疯的。警察吕培红、王海英、路博雅、刘丽、史静雪、钟景川、李彤、张玉姝等,赶上谁的班都到那屋吼,给项小波划了四块地砖,坐在里面不能出格。给她打针的时候都要坐小凳。有一天早晨4点多就叫项小波起床,项小波不配合,警察李彤就把看监控的男警察叫进去,两人将项小波从一班拖到了四班。进劳教所大约一个多月后,项小波就精神不正常了。崔秀云也在那屋被迫害过。
这样的环境,赵娟感觉就象生活在地狱一般,说不上自己的屋门什么时候会被撞开,是否会遭到酷刑(这里曾有很多同修受过酷刑、甚至迫害致死)神经绷的紧紧的。记忆力开始减退,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高压下,有一天出现了幻觉,是精神分裂的症状。她努力控制自己的主意识,但无济于事,因为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想到很多同修被迫害得精神失常,满大街跑,即使回到家也很难恢复,而且会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误解,赵娟选择了只要不逼我放弃信仰,就没再往前顶。但是她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表的,因为只有不配合警察的任何管理和要求才不会让众生造业,但自己没做到。就这样,在消极承受中坐了三个半月的小板凳。
后来才知道,为了声援她们七人,四楼两个法轮功学员张晓满和陈文婷拒绝干活而被上刑。
三、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邪恶的封闭管理
迫害十多年来,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参与迫害了两千来名法轮功学员,积累了很多邪恶的洗脑和暴力“转化”手段。在知道劳教所要解体的今天,为掩盖十多年来的罪恶、给自己涂脂抹粉,迫害手段和方式更加隐蔽和精致化,推出一套对外称“人性化管理”模式(即封闭监控),几乎将赵娟女士逼疯。
(一)鼓励犯罪 加重对法轮功学员迫害
劳教所毫无法律依据,自行制定一套“管理”细则:根据你是否“转化”和配合管理的程度决定对你如何“管理”:分全封闭--半封闭--开放--半开放--全开放,几级“管理”,里面有很多细则,包括很多项。每月打分,决定加、减期。进入半封闭后,一分不扣才能一月减一天,所以对犯人来说,减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为了鼓励、刺激犯人参与迫害,让她们当“包夹”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就可以轻易的得到减期。
这套所谓“管理细则”,表面是诱惑人为了利益服从管理,实际上是要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为她们明知道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她们的流氓管理,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延期迫害。
(二)羞辱人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安检脱光、坐小板凳
采用了半军事化“管理”,把人当成罪犯一样,要俯首称臣。不管多大年龄,在走廊里走路要走直线,拐弯要走直角;见到警察要起立立正问好;出屋要喊报告(报告警官:劳教学员某某某有事向您报告);监室卫生要“干净”到地面不能有一根头发丝;安检时不管监控是否有男警察,都要脱光,连短裤都得脱下,然后下蹲,甚至连卫生巾也要检查。
平时没有活不做奴工的时候,一律强制“规规矩矩”坐小板凳:一是要羞辱你,让你时刻知道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劳教人员;也是一种体罚,明知道坐小凳很痛苦,就是不让你坐床。可是你要配合做奴工的时候,就可以让你自由点,不用坐小凳了。很多不配合干活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长期坐小凳,这种体罚俨然成了威胁就范的手段。
警察的半军事化上岗,也是造成一种管制和被管制的氛围。
(三)邪党文化弥漫的空间
这里的警察很多都是大学生,有些是研究心理学的。你不知她们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和你谈话不是随便唠什么,都是有目的的,了解你的想法、研究你的弱点,然后软硬兼施,采用攻心术击垮你。离间、制造矛盾:在同寝室的学员之间制造间隔,说谁谁说你什么什么了,厚颜无耻到不怕被戳穿;拉拢人心:当着一个人的面有意夸奖或贬低另一个。有时为了让你听话,施以小恩小惠。对绝食和配合干活的,给点警察的剩饭或给你买根冰棍等;她们把这点智商用在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尤其继承了邪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使这些警察的言谈举止和工作处处充斥着党文化。
四、抵制封闭管理 被迫害生命垂危
2013年1月25日,劳教所怕再继续隔离下去会有更多的人出事被曝光,于是把赵娟等七个人的单独隔离解除了,上了大排(和其他学员合在了一起,每个屋多了几个人)。但依然是被封闭,每天还是坐小凳,面对这种无休止的体罚,如果继续配合下去,没等回到家身体就得垮掉。于是赵娟又开始反迫害,和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任淑贤一起,拒绝坐小凳,不问好,不配合管理。可想而知,每天要面对警察怎样的无休止纠缠和施压。
这期间,家人为了早日让赵娟脱离魔窟,为她聘请了律师。但劳教所公然阻挠律师介入,以要省委“六一零”批条为借口刁难律师,还声称“黑龙江就有黑龙江的规定,就是不能见”等等。家属也去交涉,法制科的梁雪梅首先给家属一顿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然后,说你得按照我们的程序,省劳教委得有书面同意请律师的文书。家人说,那你把你要求的程序写下来,然后我和律师交涉,梁写了两行字,然后突然把这张纸撕毁了,说:我不能给你们留任何字句,你们该说是我给出的请律师的程序了。
后来在国际大赦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关注下,两大国际组织不断发出正义呼声,同时亲自和戒毒所所长及黑龙江省各级官员沟通。海外媒体也都对此事给予充分的曝光,戒毒所自知所言所行违法、见不得人,一开始的嚣张气焰逐渐有所收敛。
经过近五个月的不断上告和努力争取,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律师终于得以见到赵娟,隔着大玻璃窗在接见室和律师用电话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通话。赵娟和律师指出这种方式不符合律师会见规定,要求一个单独房间,面对面亲自和当事人沟通。管理科科长郭彤旭说:要见,我们就这样,要么你们就别见。接见时,赵娟身边有三个女警察,律师身边有两三个警察,赵娟的通话不断被身后的警察打断,只能说自己的案子,不能谈及劳教所。
二零一三年七月,律师再次要求接见赵娟,劳教所以律师手续“不符合”刁难,副所长武振东命两名警察强行将律师撵出劳教所。
在巨大的承受中,赵娟开始出现高血压和心脏病,抽搐,心绞痛,胸闷,晚上心难受常常坐着、趴在行李上不能睡觉。有一天早晨2点多,赵娟突然犯心脏病,抽搐。叫来医生仲伟才,他强迫很难行走的赵娟下楼检查,也没检查出来怎么回事,要给赵娟打安定。赵娟拒绝这种胡乱的诊断和下药。带班队长孙宝莲一边怂恿医生仲伟才让赵娟签字,不打针后果自负,一边和法轮功学员任淑贤说赵娟是装的。
劳教所每天都是定点方便。长期的迫害使赵娟和任淑贤落下上厕所比较频的毛病,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尽量不喝水和汤,但这样也要比别人提前上厕所。单独去需要和警察个别说,因为她俩不配合管理,所以从内心警察是不愿意提供方便的。
有一天,赵娟和任淑贤正坐在一张床上背法,教导员刘茗开开门,说不让她俩坐一张床,她俩觉得没犯法,不承认是劳教学员,所以没配合,刘茗冲着任淑贤吼了起来,任淑贤说,我不怕你。刘茗一气之下走了。不久,五月初,四中队的警察开了会,把赵娟和任淑贤分开了,把任淑贤弄到了阴冷的阴面屋,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和两个犯人在一起;把赵娟调到离任淑贤较远的走廊最尽头的另一个屋,有三个人:一个是最愿意打小汇报的犯人,一个有精神病,还有一个是“转化”的。此后要单独方便,不能在屋里按对讲,要到走廊对着中门喊(中门是警察值岗的地方),问警察好才行,否则不给方便,自己解决。赵娟不想配合只能在门口等,有警察过来和她说一声,有的好心的警察看不下去眼,就让去了,但很多警察怎么和她们讲,你们这样做是侵权、违法的,对你们不好,但听不进去。
有一天上午,赵娟在门口等,看到警察王莹正给别人开厕所方便,就和她说要上厕所,王不让去,说你得去中门说一下,到中门,正赶上是赵晓宇值班(刘茗带班),她说,你问好了吗?赵娟说,我不问,我没犯法。赵晓宇说,那就不能给你方便。赵娟一看说不通,就自己去厕所取了桶,就听刘茗在后面吼:给你惯的是不是?还有一次,赵娟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先后有两个警察,邢宇和王景妍过来,都没有给方便,赵娟憋的已经开始心慌,就径直去了中门,走到那,就心脏病突发抽搐倒在地上……
但四个月的争取仍然没有解决上厕所的问题。长期的憋尿、紧张、顾虑和恐惧,导致赵娟开始便不出来尿。无奈,在随时都会突发心脏病的情况下赵娟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把便桶放在屋(宁可有味,这样警察方便,自己也方便)。同时要求炼功,尽快恢复身体。在坚定的信念下,有的警察摆放了位置,协调医生同意把便桶放在了屋里。炼功的环境也开始逐渐改善。有一天,赵娟正打坐,进来一个警察,赵娟就和她讲:她肚子胀得不行,半个小时也便不下来尿,打坐十分钟就便下来了,警察的眼睛一亮,好奇的说,是吗?真好使啊。
任淑贤和赵娟分开期间也一直在反迫害,揭露劳教所的违法行径要求解除封闭。一个多月后,赵娟和任淑贤又回到了一起。
在劳教所一年,赵娟一直处于与世隔绝和与劳教所里的同修隔绝的封闭状态。总共出去放风也就四、五次;没有表,不知时间;看不到报纸和电视新闻;接见只有10分钟,不能说和劳教所有关的事,否则警察就要出面厉声制止;收不到家书。赵娟的家人、同事都非常关心她,经常往劳教所寄信,但一封也没有收到,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警察统一口径说:我们也收不到信。可能是邮递线出了问题。有谁会相信,偌大个单位,难道不收发报纸吗?连警察说话都有“纪律”,不能透露一点外面的形势(比如有什么新闻等等)。被封闭在屋里,不让随便出屋。更不能去别的屋;不能和同寝之外的人说话;连吃饭都必须在屋里,能下楼也不让你下楼。后来人走的越来越少,没人给带饭了,队长孙宝莲硬逼着心脏不好的赵娟和任淑贤下楼开饭,她俩说,不是不想下去,平时想出屋还不让,这也是一个出去活动、透气的机会,巴不得能去呢。但身体情况确实不行,到楼下累、喘的也吃不了饭。孙威胁说,如果她俩不下楼就把她俩分开。不能吃,自己拿饭盒往回打,也得去。结果赵娟第一次到了饭厅就犯了心脏病,被弄到了医院。以后每每开饭赵娟和任淑贤都和别人拉的很远,一步一步地挪,常常心脏说不行就不行了,趴在饭厅的桌子上看着别人吃,再拖着无力的身子爬楼。开饭的时候要求报数,赵娟和任淑贤不配合,结果,又被刘茗封闭在了屋里。
随着劳教制度的全面解体,九月份所有的学员必须全部释放完。戒毒所也陆续放人,但四大队的警察对赵娟她们这些不配合“管理”的封锁消息,欺骗她们说不写“五书”的到期放,怎么讲真相也不行。为了不让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继续造业,赵娟、任淑贤、张淑英和王英霞等四名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开始绝食。第六天,赵娟心脏出现异常,将她抬到哈尔滨第二医院抢救,结果心律达到每分187次,医生说她是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马上手术,费用要几万元。为了减少抢救费用,劳教所不顾赵娟随时会有危险,将她拉回劳教所。
赵娟身体越来越弱,神智已经不太清醒,任何活动和激动都能导致生命危险。但劳教所草菅人命,四大队队长丁杰和警察王莹逼着神智不清的赵娟写保外就医申请,里面还得有保证的话。第二天赵娟清醒过来,给队长写了一封信,申明昨天神智不清被逼写的东西作废。说明不走保外就医,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自己没有违法,保外还在承认罪名,只有无条件释放才是对她们好。谁都珍惜生命,谁也不想绝食,但为了警察们不再造业,选择自己承受来唤醒她们的良知。
看到生命垂危的赵娟,很多警察都说:赵娟,我们没迫害你吧。实际上劳教所不仅一直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且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当地。他们暗中勾结当地610企图把赵娟释放后直接送到洗脑班,因赵娟身体实在是有危险,才不得不放弃迫害的图谋。让当地来了一台120将她接回。
绝食的第十二天,8月30日,赵娟被警察用担架从三楼抬到一楼。看到脸蜡黄、喘着粗气、打着氧气的赵娟,120跟车的医生也不敢拉,叮嘱家人赵娟的病太重了,一路颠簸会有危险,你们要考虑好。家人愤怒了,拒不接人,要求劳教所给治病,劳教所心虚,唯恐家人不接,队长丁杰把家人找到一边伪善的说,如果不接走,到医院治好还得送回劳教所。
最后,好不容易见到了赵娟的家人,为了早点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冒着危险、忍气吞声将人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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