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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葛亮诚信对待少数民族
蜀丞相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的叛乱,所委用的官吏,都是从当地人里指派的。
有人劝谏道:“我公(对诸葛亮的敬称)得上天的威力所助,南方少数民族的百姓,都降服归顺了朝廷。可是外族人的心理,是很难揣测的,今天降服了,明天又叛变了。现在应该趁着他们归降的时候,委派汉族人做官吏,分别统治他们,使他们归我汉人约束,逐渐地濡染政治教化,十年之内,蛮夷之人,就可汉化了。这是上策呀。”
诸葛先生说:“如果设立汉官,就得留下军队;留下军队,又没有粮草,这是第一件难办的事。南中刚刚被我们平定,当地人多有死伤;设立汉官而又不留军队,必然发生祸患,这是第二件难办的事情。再有官吏屡次反叛,或废或杀,罪过都不轻;如果设立汉官,当地人最终还是难以相信他们,这是第三件难办的事情。现在,我不留下军队,不用往这里发运粮草,而社会秩序大体安定下来,多项制度也初具规模,使得汉人和外族人,各自相安无事,这就很不错了。我以诚信待人,他们也会以诚信服我。”
从这时起,直到诸葛亮去世之前,南方的少数民族,再没有反叛。
二、“不做小丈夫的勾当,须有大道行的作派”
明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官(少数民族本地人作官叫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自起兵,互相仇杀。巡抚王诤,向朝廷申报说:安国亨起兵叛乱,调兵剿杀,失利,眼看将要酿成大乱。
新任巡抚阮文中,临出发前,去拜见宰相高拱.高拱说:“安国亨本被一些奸人挑拨,仇杀安信,以致安信的母亲疏穷、哥哥安智,怀恨起兵报仇。他们彼此间结下仇恨,相互攻击,总是出于仇口,不足凭信。抚台大人偏信安智,所以安国亨心存疑惧,不服拘拿,于是抚台才上奏朝廷说安国亨反叛。所谓反叛,应当是指敢于侵犯朝廷,现在贵州的情况是土人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是拘拿不出,也不过是安国亨违拗罢了。于是就上奏朝廷,派兵剿杀,当地的百姓能束手待毙吗?虽然双方各有伤残,可是没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抗拒的事情,如果必定要说他是反叛,就太过份了。某些做臣子的人,凡事总会要搞欺骗蒙蔽,地方上出了事情,隐瞒不报。而那些喜欢生事、图侥幸之功的人,又把小事当做大事,把假的说成真的。起初是添枝加叶,夸大其辞,用来做为自己博取功劳的本钱;最终则是把小纠纷激成了大乱子,把假的激成了真的,用来证明自己先前的说法不错。这哪是忠于国家呢?您这次到贵州访查到真实情况,应当心平气和地作出公证处理,洗刷掉安国亨的叛逆罪名,而制止他和安智的仇杀,只追究他违拗抚台之罪,那么,他必然会出来听从审理,而他没有反叛朝廷的实情,也就清楚了。然后判他违拗之罪,他肯定是没有不服的。这才体现出国法的正大,天理的公平。现在的某些官员,常好在前任官员的遗留事务上,搞点激进的花样。以此来出出风头。这是小丈夫的勾当,不是大道行的作派。我们不要做小丈夫的勾当,须有大道行的作派!希望您努力呀!”
阮文中到了贵州,经过秘密访查,事情果然象高拱说的那样。于是做出五项决定:
1、责令安国亨,交出挑拨是非的人犯;
2、按照当地的风俗,命令赔偿安信等被杀的人命;
3、责令分别两地安置疏穷、安智母子二人;
4,剥夺安国亨的贵州宣慰史职衔,由他的儿子安权接替;
5、加重对安国亨的处罚,来惩治他的违拗之罪。
命令公布之后,安国亨看到安智居住省城,越发疑心巡抚是设计诱杀他,仍然拥兵自固,拒绝赴审,而上疏为自己辩白冤情。阮文中拘泥于舆论,又奏请朝廷征剿安国亨。高拱考虑到用兵征剿不是办法,不征剿又有损害朝廷威信,于是授意兵部回书阮文忠同意征剿;而又奏请派吏科给事贾三近,前往贵州审讯安国亨。安国亨听说吏部官员奉朝廷的命令前来审讯,高兴地说道:“我是听审的人,军门大人必定不敢杀我.我就可以辩明自己的冤情了。”于是交出挑拨是非的小人,而赴省城听审。审讯中阮文中所做的五项决定,安国亨全部接受,自愿交出罚银三万五千两,来赎自己的违拗罪。安智还不同意,阮文中就治裁他任用挑拨是非的小人的罪过,安智这才服罪。安智也被革除了管事的职务,随同他母亲居住。
就这样,吏科给事贾三近,还未到贵州,事情已经处理完善。
高拱的言辞和政策,可谓高矣!
三、徐敬业亲赴贼营
唐高宗时,南方部族相聚骚扰边地。朝廷发兵征剿失利,于是,用徐敬业为刺史。州里派兵到郊外迎接,徐敬业把他们尽数打发回去,单人独马,到了州府。
敌寇听说新刺史到任,都手拿武器,聚集在对岸准备交战。徐敬业对敌情丝毫不问,处理完别的事务后,才问道:“贼寇都在哪里?”
下面的人回答道:“在南岸。”
徐敬业就带了一两个侍从官吏,坐船驶往对岸。看到他这种举动的人,都惊呆了。
起初,敌寇手持兵器,远远观望,等见到来船里面,没有兵卒,没带武器,就关闭营门,躲藏起来。徐敬业径直走进敌营,宣告道:“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官污吏所逼迫,并非有意叛乱。你们可以都回家去种地。最后不走的人,以盗贼论处。”
徐敬业只把他们的首领召来,斥责他们不早投降,各自打了几十刑杖,放了回去。
于是,州内秩序安定,盗贼不起。
四、瑶人感戴吴惠,象待父母
吴惠任桂林府知府,正赶上义宁洞的瑶人,勾结广西的苗人作乱。监司正商量征剿,奏请朝廷。
吴惠急忙说道:“义宁是我管辖的地方,请让我去招抚,如果招抚不成,再征剿也不晚。”于是带领十几个人,乘一辆小轿,进入义宁地境。那里地势十分险峻,山石攒集直立,象剑丛戟林一般,汉人无法下脚。瑶人却奔腾跳跃,上下如飞,听说桂林太守到了,急忙报告首领等人。
吴惠对他们说道:“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到这里来是想救你们,没有别的意思。”瑶人诺诺连声。
吴惠接着反复陈述归顺朝廷的好处和反叛朝廷的害处。瑶人首领感动得掉下泪来。留吴惠住了几天,遍观屯堡形势。几千人守卫在边境出口,杀羊宰猪,屯集在那里。
吴惠说道:“你们好自为之,不要干出日后后悔的事情。”几千人都扔下大刀,下拜于地,发誓不再反叛。
吴惠回到府中,把情况报告监司,朝廷便不再进兵剿杀。
第二年,武冈州又有叛乱发生,声称义宁洞主是他们的元帅,监司的人都归罪吴惠。
吴惠说:“州郡主张安抚,监司主张征剿,蛮苗之人反复无常,我承当这个罪责。”吴惠又派人去,义宁瑶人在山顶上,看见吴惠派来的人,向他讲明了武冈叛逆诬陷他们的冤情,监司十分惭愧。武冈的叛军,也因此而颓败。
义宁瑶人,感激吴惠象对待父母一样。在吴惠为桂林府知府的期间内,没有人敢来骚扰边境。
五、韩裒禁盗出新招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裒(读pou)做北雍州的刺史。先前,州中多盗贼。韩裒到任后,秘密查访盗贼的身份,发现他们都是州中富豪人家的子弟。
韩裒表面上装作不知道,对这些人优加礼遇,对他们说:“我这个刺史,是个书生,哪知道管理盗贼?幸亏可以靠大家来共同分担我的忧虑。”
于是把州中的亡命徒召集来,都让他们担任捕盗的首领,划分地界,分头负责捕盗。如果有盗贼作案,而捕获不到,就以故意放走盗贼论处。于是被任命为捕盗首领的亡命徒们,都害怕起来,纷纷检举说,前次的案子,是某某人干的,都列出作案人的名姓。
韩裒将写有这些姓名的簿子收藏起来,在州门上张贴榜文说:“凡是干过盗贼勾当的人,赶快前来自首,过了这个月底,不来自首的,公开杀头,并将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
榜文贴出后,不出十天,盗贼都来自首了。韩裒取出先前的名册一对,丝毫不差,一概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
从此,北雍州再没有发生盗贼作案的事情。
六、万观派渔船自卫止盗
万观(人名)做严州的知州。七里泷有渔船上百艘,白天打鱼,夜间盗窃,来往过路的行旅之人,都为此而担心苦恼。
万观命令这些渔船十艘为一甲,各自限制活动范围,使他们自相守卫各自的水域。从此以后,七里泷再没有发生夜间盗窃行人财物的事件。
七、王敬则驱赶小偷之法
王敬则担任吴兴郡的太守。这个郡,过去经常发生拦路抢劫的事件。王敬则捉到了一个小偷,把小偷的亲属召集来,当他们的面,抽了小偷好几十鞭子,然后罚他天天打扫街道。过了许久,才命令这个小偷,揭发检举别的小偷,来替换他。郡里的小偷们害怕被这个小偷认出来,都逃走了。
吴兴郡内,迅速得到了安宁。
八、李元轨弹劾他自己
唐高祖的第十四个儿子霍王李元轨,做定州刺史的时候,突厥兴兵犯境。
州人李嘉运和突厥私通,谋取州城。阴谋败露之后,高宗命令李元轨把李嘉运的党羽,全部追查出来。
李元轨说:“强敌压境,人心不安,如果捕人过多,这是驱使他们叛变投敌呀。”于是只杀李嘉运一人,其余的人,一概免于追究。
接着,李元轨又上表弹劾他自己违背了高宗的旨意。
唐高宗阅过表章后,十分高兴,对使者说道:“朕也后悔先前的命令不够妥当。那时候,如果不是霍王在定州城,定州早就丢失了。”
(均据冯梦龙《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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