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说，去年，在中国中部的一家破陋不堪的小旅馆里，房接受了采访，他说：“我吓坏了，我不是精神病，但他们把我同其他病人一起关了16个月。”
他说，刚开始时，北部城市鞍山市的康宁（音译）精神病院的医生强迫他服药，后来让他把药片带进病房后扔掉。医生告诉他说，他们知道他是正常人，但是迫于公安局上级的命令，无论如何都要“治疗”他。
在45分钟的采访中，房立宏讲话清晰，显示出理智正常。随后他从侧门悄悄离开，躲回藏身之处。据法轮功在美国的发言人讲，二月份，中国警方在南部的福建省抓到了他，他在拘留期间死亡，很显然是死于身体虐待。康宁医院的一名医生证实该精神病院治疗过房立宏并已被通知了他的死亡消息，但他拒绝进一步谈论这件事。
象房和其他异议人士所经历的这种被滥施精神病治疗的情况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争论：中国(江泽民)政府是否象苏联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因为政治原因而系统化地把人们监禁在精神病院里。
本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日本横滨举行大会，这一问题被列为重要议程，代表们预期在今天投票作出决议，要求中国开放其精神病院以接受独立调查，如果调查发现滥施精神病治疗的证据，中国将被开除出该世界组织。
这对中共统治集团将是个尴尬的失败，中共一直否认对其滥用精神病学的指控，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竭力为其人权记录辩护。自苏联于1983年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以来，该协会还没有主要成员被驱逐的情况发生。
中国的精神病医生是否会受到同样的谴责还不能肯定，因为中国精神病院被用于压制着名异议人士的证据还很有限，另外，中国已发起了一场嚣张的辩护，说法轮功学员真的有精神疾病。
这场揭露中国滥用精神病学的战役始于去年，90年代任职于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首席研究员的英国学者罗宾.蒙罗（Robin Munro）公布了他的一份详细报告。
该报告的主要依据为在中国精神病学教科书和医学杂志上发现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司法精神病学医生使用的一套系统，对“政治犯”进行精神病诊断，就如同他们以常规方式诊断其他罪犯一样，这些罪犯免于监禁或处决，但作为精神病犯罪被关入警方经营的医院，如众所周知的安康医院。
根据中国文件中所报道的统计资料，蒙罗估计在过去二十年中，警方对至少3000名被指控有某种“政治犯罪”的人作精神病评估，其中绝大多数人被定为精神病，然后被监禁在安康医院。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因为以前人们广泛认为，在毛泽东的文革浩劫于1976年结束后，中国已放弃了系统化的滥用精神病学，许多西方专家曾表扬中国的精神病医生作出显着的成绩，在向国际标准靠拢。
此外，蒙罗估计的人数超过了已经证实的苏联七、八十年代被错误诊断并监禁在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
蒙罗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异议人士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有案可查的案例只有200至300件，当然未经核实的大约估计可能达到数千人，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我们有充实的官方统计，显示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在精神病院的人数最少也有3000人。”
另一方面，蒙罗还无法把姓名和人数一一对应，他说安康医院属于高度机密，当局通常将其用来对付不太知名的“政治犯”。
安康医院内只有两名持不同政见者为外部世界所知，一人为王妙根，他于1989年5月帮助组建上海工人自治联盟，据报道说，他在1993年被囚禁于上海安康医院。
另一人是工人王万星，他于1992年在天安门展开横幅标语，纪念学生运动遭军队镇压三周年，他的妻子王俊英（音译）说，警方当时欺骗她说，只要她签字表明她丈夫是精神病，他就会于数月后获释。
但是十年过去了，现已52岁的他仍然被监禁在北京城郊的安康医院。
除了安康医院的上述两例，还有许多人的情况报道，包括劳工活动家，他们被短期关入精神病院，经常是未经犯罪指控，而由地方官员直接下令，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是麻烦制造者。
他强调中国的大多数精神病医生是有职业道德的，而且提到官方统计显示政治精神病案例在八、九十年代稳步下降。但是他指出，当1999年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宣战时，这种进步便受到了威胁，法轮功是类似佛教的精神运动，当该团体看来似乎威胁到中共(江泽民)的独裁权力之后，便将其贴上了XX的标签。
法轮功说有1000名成员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中国精神病医生向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提供了200多有关法轮功的案例，争辩说其中许多人患有精神病，协会主席胡安.洛佩兹.伊波说材料正在审阅中。
但房立宏和其他三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法轮功成员说，他们被关在精神病院内，仅仅是因为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房说：“他们在洗脑班不能改变我的思想，于是就想出了一种更加邪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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