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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与中国学员在北京戒台寺的合影 |
我是怎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我是一名专业护士。我的工作是照顾病重的孩子,因工作原因长期背痛和失眠,我尝试了气功。一天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年轻睿智的气功师在传授一种特殊的气功,我好像觉得就应该去学,所以就报了名。
1995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瑞典参加了李老师的气功班。那是我最快乐的一周,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身体得到清理,思想也很兴奋,身体能量很强。
学习炼功动作时,我们感到很宁静能量很强,李老师向我们微笑并纠正我们的动作。因为讲法时需要翻译,每个晚上需要几个小时,但我们从来不觉得枯燥,师父会耐心的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
一次我问师父大法能否修正我以前做错的事,师父严肃的看着我,告诉我甚至我不知道我曾做过的错事,大法也可以帮助我。我知道师父的话是真的。
修炼大法前,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含义以及我经历苦难的原因。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为什么生病的孩子承受病苦,生命该是怎样的。
我相信神,我祈祷神会指点我的方向。
大法是神给我的启示。
修炼后,我开始象个孩子一般的睡眠,停止了安眠药,一切恢复正常。我的背痛消失,身体恢复,每当我炼功,感觉我的元神在笑。
修炼后不久,我向哥德堡的同修学中文。那种感觉很好,我用中文抄写论语和转法轮。中共镇压法轮功前的七个月,我去中国见到了中国学员,和一些警察一起用中文读法。中国学员对我的经历很好奇,在大连我和大约上万中国学员集体炼功。
1995到1999年间,每年到中国和学员的交流显得珍贵。中国学员对我们象对家人一样,他们的修炼体会和对大法的坚信对我促进很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日子和那些中国学员。
中共的镇压让我感到窒息
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让我感到窒息,我无法理解。西方媒体开始引用中共媒体的报道。从明慧的报道,我们得知了中共对学员的残酷折磨。
我们想做一些努力。1999年十一月一些我们几个瑞典学员去北京向西方媒体澄清事实。我们向媒体介绍了大法的真实情况,也从两个中国学员那里了解到了对学员们的迫害。
我们能搞到北京环境的邪恶,空气中好像都有坏物质。我们意识到我们一直被跟踪监视,但那些坏人不敢阻止。我们见到了美国记者并接受了CNN的采访。一家芬兰电视台采访了我们,在公园里我们展示了功法并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的真实情况。这些报道后来在芬兰国家电视台播出。
一天我们去了天安门看是否会遇到学员,我们彼此对对方说,也许有一天我们许多西人学员会来这里。
两年后,我接到一个德国学员的电话,“我们打算去天安门,你来吗?”
潜意识中好像在等这个时候,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们期望可以为中国学员做些什么。西方政府显然做的不足,我们希望让中共知道,迫害无辜善良的人们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为大法和中国学员作个公证。
我们被扣押了36小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好的警察。当我们朗诵法轮大法好时,一个警察愤懑的说“我知道,可我不得不这么作!”
去天安门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之一,这种正义使坏人胆寒,中国学员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中共拘押多国西人学员也使得西方的媒体了解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当我们得法后,我们的身心均得到改变,也有了新的未来,这与得到什么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需要保持心正,我们更多的关心别人,去除自私心理,大法带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受益。
语言很难描述大法的宏大,我们经历了很多。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与中国的学员在中国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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