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戴志珍的丈夫(陈承勇)在中国遭到当局绑架、折磨和虐杀。法轮功是一项集动功、打坐和信仰为一体的功法。为此，记者Stephen Moss采访了戴女士。
戴志珍愣愣地看着摄像机，她两岁的女儿法度则很活跃，和摄影师配合得很不错。对法度而言，这是件新鲜事，是她目前还难以理解的环球旅行的一部份。对戴女士来说，这是她致力要做的事。39岁的她已成了已故丈夫的代言人，她认定要让全世界知道她丈夫是怎么死的。
戴女士出生在中国。1987年她前往澳洲留学，1992年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我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她说。“中国的历史很悲惨，我不想重走我父母的老路。”然而在西方她也没能找到她渴望的东西，1993年她回到中国，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集动功、打坐，道(也叫法)和信仰为一体，在90年代风靡中国，吸引了上亿人。
她说法轮功使她变了一个人，变得体贴，有爱心，轻松。她也爱上了一名叫陈承勇的男士。陈的父亲曾患致命的肾病，刚开始炼法轮功，病就被奇迹般地治愈了。这个奇迹使陈承勇和姐姐陈承燕也开始修炼法轮功。1997年戴和陈在一次法轮功心得交流会上相遇并很快结了婚。
他们在临近香港的广州定居。陈是一家国营造纸厂的电工，已在那工作了十年；他姐姐在同一单位工作了18年。在90年代，中国政府容忍法轮功的存在，但随着修炼人数不断增加，XX党开始怀疑法轮功会威胁它的政权。1999年6月，(江泽民)政府将这个融合佛道两家尚在发展中的信仰打成反革命并取缔了他。陈和他的姐姐也将被推到政治舞台的第一线。
戴说：“1999年当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丈夫去北京请愿，想告诉政府法轮功使我们全家受益非浅。他随即就被抓走，被关押了15天。在此期间，警察打他，还叫别的犯人打他。他姐姐也受到了相似的遭遇，因为她也去北京请愿。她先被关在北京一地下拘留所，后被转移回广州，继续关了15天。”
虽然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但迫害还只是刚刚开始。戴说：“政府部门命令我丈夫单位的领导开除炼法轮功的人。如果不照办，领导自己就要被开除。我丈夫和他姐姐不答应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结果他们都被开除了。”
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放弃信仰，广州负责镇压法轮功的办公室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厉。“2000年7月，我丈夫和他姐姐同时被绑架。我们和姐姐不住在一个区，但他们在市办公室的同一道命令下被绑架，同时失踪。我不知道丈夫的生死。三星期后他被放回家。他遭到洗脑，一连七天不让睡觉，连一分钟都不让睡。他被迫看宣传节目。他一困，那些人就踢他，打他，泼凉水，使出一切手段不让他睡觉。他们说如果他不放弃法轮功，他们就没完。”
陈认为他们的威胁是真的，所以此后很少在家。但2000年12月，他带妻子和女儿去北京抗议这场持续的镇压。那时已有数百人被虐杀，多数死于酷刑，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这次北京之行是他的最后一次请愿。
“我丈夫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戴女士说，好几次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立即被捕，被带到天安门派出所；那天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里。他拒绝说出他的姓名和住处，因为他以前这样做曾给家人、单位和街道带来麻烦。”
“他被送到北京附近的延庆看守所，并遭酷刑。他被毒打电击。他们想让他说出姓名和来处。他的状况非常糟。那些人怕把他打死就放了他。他回到旅馆找到我和女儿，我们坐火车回到广州。但4天后他又被绑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6个月后(2001年7月)，他的尸体在广州郊区一所无人的茅棚里被发现。他姐姐去认了尸体。他父亲无法承受这一打击，很快便辞世。”
当她丈夫的遗体被发现时，戴不在中国。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所以戴女士加入澳大利亚籍时便不再是中国公民。2001年上半年，她的签证到期，中国政府不再给她续签。“在陈失踪时，离开中国不是件易事，”她说，“但签证到期了。我仍希望丈夫有一天会回来。”
她被迫回到澳大利亚，并从法轮功网站上得知丈夫的死讯。她的嫂子被判两年劳教，被关在广州槎头岛劳改营：她被剥夺了见家人的权利，连探望临终的父亲和出席他的葬礼都得不到同意。
戴女士想回国取丈夫的骨灰，但她被拒签。从那时起她开始了揭露中国(江泽民)政府的迫害的历程。“我带着女儿到各地寻求帮助”，她说，“8个月后，澳大利亚外交部帮我带回我丈夫的骨灰。当我去取骨灰时我通知了媒体。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帮助让全澳大利亚知道中国(江泽民)政府仅仅因为老百姓的信仰而虐杀无辜，。”
她说她的故事并不特殊。“成千上万的家庭有相同的遭遇，但他们没机会说出来。我去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请他们帮助制止这场迫害。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只是其中的一个。”她说她的做法使她嫂子的处境更加艰难，但她不能再沉默下去。“公诸于世是唯一能制止镇压的方法。”
戴女士的母亲仍在中国。但她的电话被窃听，她们从不交谈。“我不想给她惹麻烦，”她说。
戴女士边说边落泪，而法度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地玩得挺开心。但戴担心她丈夫的死给女儿造成的影响。“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当她问，‘爸爸呢？’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会怎样影响她的一生。”也许应该说这恐怖统治会如何影响她祖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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