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教师文杰遭中共十一年关押迫害

【圆明网】文杰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教师，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功后，原有的风湿、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症状，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身体一身轻。

自九九年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文杰多次遭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刑九年，累计被关押十一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文杰被学校无理开除公职，两万元钱被警察侵占。下面是文杰自述遭中共十一年迫害的经历。

依法进京上访 我被中共非法开除公职

法律规定，公民有依法上访的权利，可是中共却说一套做一套。一九九九年十月，我为法轮功遭迫害，依法进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到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转到甘南县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月后才回到家中。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再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申诉，在天安门前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一夜，恶警用警棍毒打我，用电棍威胁我。同年十二月，齐齐哈尔市教委及我所在单位民族中学将我非法开除。

我因在户外喷写“真善忍”　惨遭中共恶徒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夜，我因在墙上喷写“真善忍”大字，被孙吴县铁路派出所恶警绑架至孙吴县公安局，恶警连夜非法审讯，用电棍电击我头部、左手。第二天我被劫持到孙吴县看守所。一月二十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公安分局三名恶警将我劫持到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第三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张义德狠命打我的嘴巴子、踹我。因我不配合邪恶，恶警就给我上大挂。我的双脚被绑在铁椅子上，两手被反吊在二人高的床上，铁椅子往后一撤，身体立刻悬空，瞬间即感到两臂象把筋抽出来一样疼，后来我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被放下来，两臂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年后才恢复正常）。恶警动用酷刑逼迫我找到租住的房子，又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当夜把我们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在接收时做了验伤记录：“双臂因上刑抬不起来”。就这样我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酷刑演示：吊铐

关押我们的“号房”非常拥挤，晚上睡觉都是侧身立肩，挤的胸疼、肚子疼，没有小便，也想去厕所。因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每晚睡觉分三班倒，有一部份人还被强迫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就在水泥地上睡过。在第二看守所吃的是窝头，喝的是带泥沙的冻白菜汤。期间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第四天，看守所所长林永贵到我所在的一号监室疯狂毒打大法学员，并把我拽到干警室一顿暴打之后，用手铐、脚镣从背后串在一起，（手反背，腿也背在身后用很短的铁链子连上）上厕所用两个人抬着也不给打开。“串镣子”之后恶徒拽着我的头发，用钢勺撬我的嘴，在我嘴里使劲搅动，牙床子被搅破了，狱医孙某使劲捏我的鼻子对我强行野蛮灌食，灌的是咸盐水冲的玉米面。就这样戴了一夜手铐脚镣，手脚全都肿了。

酷刑演示：灌食

我被中共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一年七月，齐齐哈尔市建华公安分局为捞取政治资本，把我和十一名大法学员弄到一个起诉书上，对我们非法庭审（有的大法学员相互都不认识，也没有什么往来），建华区法院法警还当庭恐吓、辱骂我们。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法院对我们非法判刑，有的被判十二年、十年、九年、八年，其中的王伟华被判四年（不到四年王伟华就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被非法判刑九年，我不服判决，依法上诉。但我的上诉状在二审判决书上没有体现，反而注明我服从判决。二零零一年末我被绑架到女子监狱之前，警察非法逼迫我照相、按手印留指纹，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警察向我的家人勒索四百元钱的所谓“雇车费”，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一到那里，警察就唆使犯人昼夜不停的监控我，我因不背“报告词”和 “监规”，经常被罚站到深夜。三个月后，我被劫持到七监区（现在的四监区）继续迫害。有一次，监狱强迫所有被关押人员在食堂看诽谤法轮功的所谓新闻，狱方为了阻止我抵制诬陷，预先准备好了绑我用的绳子，粘嘴用的胶带。就在这次迫害中，有的大法学员被关进 “小号”。我每天都在四个犯人有形无形的监控看管下，心情高度紧张、压抑、恐惧，随时都可能被指责、呵斥，甚至毒打，每天还要被恶警、恶犯逼迫干十七、八个小时的奴工。大约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和全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集体抵制奴工迫害，我被关进“小号”加重迫害五十六天。小号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没有行李，即使在三伏天，每晚都要冻醒好几次，还经常挨饿。第五十六天，我被戴上手铐带回监舍，继续迫害。以后的半个月是二十四小时坐在小板凳上戴背铐，夜间同样要被冻醒好几次，吃饭上厕所都带着铐子。

酷刑演示：铁椅子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我和大法学员陈伟君（已被迫害离世）突破三道铁门闯出魔窟，之后被恶警劫持回监狱，连踹带打，我被第二次关进“小号”，被强迫坐了一宿铁椅子，第二天打开时，整个身体无法活动，保持着固定时的姿势，动弹不了，半天才缓过来。警察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我被反背铐在地环上，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不给打开手铐。晚上睡觉是最痛苦的，因为以前被恶警上大挂时造成的内伤，胳膊最怕反扣、怕压，可是戴着反铐又上地环，什么角度都不行，啥姿势都压着胳膊疼痛难忍。秋天越来越冷，小号更冷，我要求给我送棉衣，要了好几天也不给，我就这样被迫害一个多月。从小号回来后，每天被迫和犯人一起做奴工，处处受刁难，环境高度紧张、恐怖。在邪恶最疯狂的日子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随时可能被无端迫害，让你没一天好日子过。

二零零三年，监狱又想出迫害大法学员的损招。规定家属来接见时，犯人必须背“报告词”，报告词第一句就是“我是×监区犯人×××。”大法学员是无辜被迫害的，不是犯人，不背报告词就不让家属接见，回来后警察和犯人还骂我没有亲情，没有人性，不要亲人了。中共不法之徒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年四月七日，我们因为拒绝参加奴工劳动，被强迫坐小板凳，从早六点到晚上七、八点，大约坐了十多天。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郑金波（现已被迫害离世）被恶人薛淑华打了，我给大队长写信，要求惩治恶人，讨回公道。我因此而被隔离关押四天，每天都被四个犯人看管。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女子监狱大规模、全面迫害大法学员的罪恶再次启动。十一月二十八日，全监狱针对所有被非法关押大法学员的各监区统一时间“清监”，主要目标就是搜经文，几栋楼乱成一片。流氓狱长刘志强带领手下一群恶警到处乱窜叫嚣，大量的经文被恶徒抢走，之后的几天，天天搜经文。每天六点到八点还强迫大法学员码坐小板凳，不许闭眼睛，不许我们之间接触，不许在床上坐着，上厕所都被严格限制，原因是怕我们接触。狱方为达到对我们洗脑的目的，每天放广播，对法轮功极尽诬陷之词，还指使 “包夹”犯人念诽谤大法的书强迫我们听。恶徒们陆续从各个监区绑架大法学员到专门做转化的十一监区。二零零七年四月，我被绑架到十一监区。以恶警指使的犯人崔香为首，对我辱骂、殴打，还不许睡觉，每天都有专人对我强制洗脑，轮番迫害。这种高压迫害历时两个多月，直至我神智不清，被迫转化。二零零七年末，我写了严正声明从新走回大法中修炼。二零零八年二月初，我被转到六监区，在这里大法学员之间不让接触，不许说话，由两名“包夹”犯人看管已成惯例，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二零一零年，邪恶的迫害仍在继续。一月十九日，我本该结束漫长的九年监狱迫害获得自由，可是监狱还是把迫害维持到最后一刻。整个上午我几次要求放我出去，狱方说等齐齐哈尔市“六一零”来人，你才能走。我的家人在外面担惊受怕等了好几个小时，在狱警的威逼、诱惑下，在迫害我的释放证上签了字（上面有诽谤法轮功的诬陷之词）。

后记：

虽然我走出监狱，但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被中共非法剥夺的工作权利还没得到恢复，并进一步非法剥夺了我办理身份证的权利。而且回来后我才知道，二零零一年恶警到我家非法抄家时，不但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放像机，还偷走了我的存折本，并在二零零一年与银行合谋，分三次非法窃取我存折上的两万多元钱，我从监狱回来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只剩下一百多元钱了。

邪党迫害我十一年，同时给我的家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老父亲听到我被判刑九年，半月没睡觉，天天担惊受怕，一看到监狱的大墙，心就翻个，母亲九年来同样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我原本幸福的家庭破裂了，孩子十一岁就失去了母爱，我从监狱回来，第一次在火车站与孩子见面时，面对二十岁的儿子，我们母子相见不相认。我不能让孩子和家人看到我流泪，不能让他们再难过，只好把脸转向车外，任泪水默默的流淌……

象我这样的大法学员，只因信仰不知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家庭成员承受这巨大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