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国策：朱元璋“阜民之财，息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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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家境出身贫贱，曾经做过牧童、乞丐、和尚。他在社会低层生活多年，深知百姓的淳朴劳苦，在即位(洪武元年，1368年)之初，便十分重视实行对百姓“安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各地官吏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明大诰》)次年正月，他又发布诏令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否则“弦急则绝，民急则乱。”(《明太祖实录》卷38)。因此，他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 “阜（读付，丰富）民之财，而息民之力”。

“阜民之财”，就是要使老百姓家有余粮、余钱，有个比较良好的生活环境。他曾说过：“民富则亲，民贫则离。”他又在召见各地乡绅地主时说：“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贫者，得以全其生”。(《明太祖实录》卷49)为了做到“阜民之财”，他实行了下列一些主要的政策和措施：

其一，奖励垦荒。明太祖即位之初，首先承认农民开垦的荒地，必归农民所有，并免租税三年。洪武二年(1369年)，下令将北方各城市附近的荒闲土地，分给无地的人家，人50亩，另给荒地2亩。

其二，鼓励移民。办法是：农民可以由地少人多的窄乡，迁徙至地多人少的宽乡。如在洪武三年(1370年)，他将苏州(今属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嘉兴和湖州(今均属浙江)的无地农民4000户，迁入濠州(今安徽凤阳)；洪武九年(1376年)，他又将山西各地和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无地农民，移入濠州。类似事例，还有不少，如将江西农民徙至云南，将广东瑶民迁到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等，便是。对于这些迁移的屯田户，官府发给路费，并借给耕牛、种子和农具。据《明史•食货志》载：“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

其三，发展经济作物。在他称帝以前，就十分重视农作物的多种经营。他称帝后，直至晚年，也曾多次明令税收和奖罚条例，如不按规定种植桑、棉、麻者，则给予处罚；额外多种者，一概免税。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广为栽种枣树、柿树、栗树、胡桃等。

其四，解放奴隶成为平民。元朝时期，由于落后的剥削方式，使许多平民，被逼沦为奴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他于洪武五年(1372年)，明令：即日放还在战乱中沦为奴隶的人；规定除贵族、功臣之家，可保留不超过家奴20人以外，其余民户，不得蓄养奴隶；凡贩卖良民为奴者，责杖100，流放3000里。

其五，改善地主、佃户间的主仆关系。他明令：“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明太祖实录》卷73)

其六，建立互助社。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下令各乡要建立互助互利的“社”，即以20家或40～50家为一互助单位。每遇农忙季节，互相帮助，以不失时令的抢种抢收。

其七，实行老人劝农之制。每遇农忙季节，受地方官署指定的老人，要在五更天亮前击鼓，召唤村民下地耕作，并时常督责村民，勤于务本。一旦同社之人，有天灾病疾，老人要及时组织人力，帮助解决困难。

以上是“阜民之财”的主要内容。明太祖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还把它作为检查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标志之一。“息民之力”就是要减轻徭役，使人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
明太祖即位之初，为修建京城城墙，需征调民工，当他看到户部侍郎杭琪的奏疏后，知道民间，还有为北伐军作战袄的任务，马上下令延期修城。对于皇宫的修建，他指示：不必追求华丽，不得多建苑圃楼台。宫内空地，让太监们种菜。他又多次告诫地方官府，举凡修筑城墙、疏浚河道等大项土木工程，都只能在农闲季节進行。

为了减轻工匠们服役的负担，他废除了元朝时期的工奴制和终年服役制。手工业者虽然还有“匠籍”，但除按新规定，轮流为官府作坊服役以外，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生产和出售各种产品。

总的说来，“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方针，是要千方百计的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物质财富。而在事实上，这项正确的方针，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首先，因垦荒、民屯、军屯，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据《明史•食货志》载，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农田达850．7623万顷，比元末明初增加了 670万顷。仅仅30年间，增加农田4倍还多。

其次，明太祖即位后不久，就着手進行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其中重要的有江南崇明、海门决堤工程、江南溧阳银墅河道工程。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4．09万处，疏浚河道4162处，修建陂堤5048处。(《明太祖实录》卷243)

再次，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由于史料缺乏，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当时的粮食产量数字，但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全国各府、州、县都建立了专门储粮备荒的“预备仓”，“多者万余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灾旱灾，不必依靠中央调剂，地方政府即可开仓赈济贫民；二是国家税粮收入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税银已达3278．98万石，为元朝税粮最高数字的两倍。因此，《明史•食货志》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些记载，都证实了“阜民之财，息民之力”这一政策，确实收到了十分明显效果。

正是：

体察民情贵深，
关怀百姓贵诚；
制定政策贵当，
任用官吏贵清；
朝廷生活贵俭，
吏职作风贵勤；
法纪制度贵严，
执法奖惩贵明。
万民皆得温饱，
天下自然太平！

（事据《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