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悠悠:唐太宗善于选官、用官、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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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
《贞观政要˙择官篇》载: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材,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

唐太宗对官员的选用,是非常重视的,他强调官员不在多,而务在必贤。为此,房玄龄等,经过研检,将文武官员总数,减省为6陆40人。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要求封德彝(人名)举荐人材,但一年过去,仍无音讯。当唐太宗追问此事时,封德彝不以为自己失职,却以没有人才为借口。唐太宗马上反驳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意思是讲:前代君主用人是取其所长,当代亦必有贤才。怕的是自己不识才而遗失了贤才,怎么能说天下无人才?唐太宗的这一席话,说得封德彝羞愧而退。

唐太宗认为,理想的人才,应该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要全面的公正的了解人才。

在一次会议之后,他对当时几位重臣,曾评价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机敏果断,但用兵非其所长;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节操,但不能直言切谏;刘泊为人坚贞而有信义,但重私情。……”在座的官吏们听后,肃然起敬,皆想:太宗勤理朝政,明敏知人;皆思:自己如何扬长去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以符圣意。

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于党”,不计较出身和资历,而且赏罚有据。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又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贞观政要˙封建篇》)如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于位居自己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都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然后,他对叔父摆出房、长孙二人的才能和功勋,以及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事实,说得淮安王李神通,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从此不再有怨言。

唐太宗对于高祖时封为郡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又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他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才能把国家的大事办好。(《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再如,在一次上书切谏会议上,唐太宗发现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条意见,言皆中肯,文有条理。询问之下,原来是常何的一位孤贫落拓的门客马周代笔。于是,唐太宗马上召见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职。常何也因发现人才有功,赐帛三百匹。后来,马周果然机敏正直,敢于谏诤,而位至宰相。

另外,唐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监督和使用,认为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篇》)。为了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他一方面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吩咐随从人员,书写于寝宫的屏风上面,将了解到的政绩善恶表现,随时记入其人之名下,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这个作法,实古今未有之一大发明!);另一方面,唐太宗还多次派出黜陟大使(管理官吏升降的大人物,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绩,“由是官吏多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猬之伍,皆畏威屏迹。”官吏们变得清廉谨慎,国戚们得到制约,豪门贵族的家人们,也都不敢胡作非为。于是,国朝鼎盛,蔚为大观;天下大治,咸赞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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